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

胡惠林撰文《文化产业规划：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指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应当是规划和编制未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总体战略思想。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一门科学。任何规划的本质都是重建人与对象的关系，规划是一个体系，是一个人与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体系。能否和在怎样的意义上再建人、社会和自然的合理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

德国“秩序精神”——德国人安全质量观

德国人的认真闻名世界，所倡导的“秩序精神”构成了他们特有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人们开口闭口经常说的一个词是“ordnung”，它的基本意思为“秩序”，引伸的含义包括有规定、规则、条例，都与纪律有关。有趣的是，诸如“你没事吧？”“你还好吗？”一类表示关切的问候用语，在德文中也变成了“Alles in ordnung”（一切就绪）。由此可见，德国人何等的重视秩序和纪律。这种循规蹈矩、办事踏实和遵守纪律的严谨作风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论重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的秩序维度——以汶川、玉树、舟曲为例

秩序是自然界、社会进程以及思想精神层面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协调性、连续性和确定性。重大自然灾害是一场秩序大地震:它动摇和颠覆了灾区的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与精神秩序。因此,灾后重建不仅仅是物质家园的重建,更重要的是秩序的重建。秩序的重建使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和谐、人与人关系重新协调、人与自我关系重获意义。

儒家传统复兴与国家治理精神重建

当代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与世界历史秩序变动相关联的"大时代"情境,因而必须从内与外、远与近的关联性视角予以观照,从而实现主权国家的内部治理与中华文明的世界复兴的双赢。在此双重视域内,改革面临着两个基本性问题:一是通过治教结构的调整解决当下的政治正当性危机,一是重建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而这两个方面,都与儒家传统的复兴关联在一起。

德育的文化精神

在多元文化的语境里,应形成积极的文化开放与批判能力、核心文化的建构与引领能力;追求开放的思路,加强高语境文化对话和文化意义协商;凝练核心文化,建立不受供求关系影响的深度文化市场。同时,谋求多元发展,以人为本,优化精神秩序。

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范式与逻辑规制

优良精神生活秩序的生成,在当代所遭遇和面向的是一个病理化的复杂精神格局。其精神生活污染、精神生活秩序紊乱与精神资本枯竭深刻地困扰着普通民众,公民开始切身体会到精神生活危机所带来的隐忧与困扰,迫切需要反思与重建精神生活逻辑,确保其精神资本权益乃至人类公共性精神生活福祉。精神生活"生态矮化"及发育不良的现实,在后现代思潮的不确定性、多元性、非中心化以及返魅化的诉求下,始终处于充满悖论和张力的解构和重建历史情境之中。要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人类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的境界,就必须反思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范式与逻辑规制。

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价值实践——人类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超越市场逻辑的人学认知

优良、健康的精神生活秩序在现代性社会中的生成,所遭遇和面向的是一个治理主体深刻转型与变迁所构建的复杂化精神格局。遵从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价值性本位及在当代社会中适宜性表达的正当性逻辑,彰显精神生活治理理性的公共性精神福祉,从人之精神性生存之价值本体境界处,重视与反思"人之精神生活生存权利共享与共生"的合理性存在方式及价值实践,就必须引入治理思维,从精神生活治理的维度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人类精神生活公共性福祉的超越共享,探寻"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价值实践",真正意义回应"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本质及精神生活自我更新实现的价值路径。在精神生活治理理性生态化培育实践中,深植一种基于公共性、现代性精神特质的人之"本体性安全"的精神生活价值规范。

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完善治理秩序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作出的“中国方案”,学术界也对此提出了技术层面、不同群体、学科交叉的路径建议,但其实践路径的针对性、系统性有待改进。基于整体性视角和系统性研究,应通过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升级设施平台、依托情感交流、加强国际话语传播等策略,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治理的制度秩序、政治秩序、精神秩序和价值秩序朝着造福全人类的方向迈进。

書法秩序精神與唐人尚法

書法秩序精神源出于西周禮樂文化,書法作爲文化的象徵,亦自此始。秩序爲禮樂文化的特質,在文字爲規範,在書法爲法度,西周正體大篆的演進成熟與《史籀篇》字書的頒行,即其産物。其後秦始皇書同文字,頒行小篆字書、漢承秦制以及作隸書寫本《急就篇》、續作草書寫本《急就章》、隸書正體化等近世書體演進,皆出于秩序的需求。秩序體現國家統一意志,并有制度、法令伴隨,秦漢書法秩序精神的實踐者多在文吏史職群體,漢晋南朝由清流士大夫引領風騷,以是秩序發生偏移。唐太宗尊王,科舉以書判取士,由名家踐行國家的統一意志,書法秩序精神遂上接周秦兩漢,猶盛于前。唐人尚法,與時尚中的書法教育、科舉密不可分,官楷和官樣成爲以書干禄的必備條件。同時,由于碑制增大,大楷乃至于擘窠大字的流行,使得筆法逐漸複雜起來,并影響到小篆和八分隸書,所謂尚法,趨勢也隨之明顯。後世在關注唐人尚法的同時,往往忽略刻石工藝、界格帶來的影響,例如墨迹與刻石書法的細微差異。有鑒于此,後人據傳拓和臨習體會總結出來的唐人尚法,兼有刻石工藝與後人的誤解,不盡出于唐人。唐代書論也可以提供相關的證明。

美育与建国——新文化运动的美育迷思

本文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美育思潮的若干面相,认为美育不仅是培养审美能力之教育,而且直接指涉现代国家精神秩序的形塑。康有为、梁启超从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之"转移风气"出发,以培育现代国民为目的;至王国维、蔡元培则受德国哲学影响,提倡"超功利"的美育观,偏离了塑造现代国家与国民精神的轨道,是为一种歧出;而后革命化、政治化美育风起云涌,主导了现代中国的美育实践。文章认为,"政府主导、修身为先、变化风气"的儒家美育思想在现代建国进程中仍然有其生命力。

基于人性的构成谈反腐倡廉工作

习近平指出[1],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本文从人性的构成出发来分析腐败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阐述维稳社会精神秩序体系,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和机制,做好正反面典型教育,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途径。

行走苏州的遐思

行走在苏州的小巷，闲散、惬意的心情，终于明白苏东坡说的那一句：人生有味是清欢。

“家国天下”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精神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对“秩序”的思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及其所裹换的西方宗教的内在矛盾,西方现代文明所构造的秩序形态在本质上是失序的。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之一,“家国天下”的秩序安排深度关联于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通过重塑“家”“国”“天下”的内在结构与意义关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家国天下”的秩序格局焕发蓬勃生机。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秩序精神呈现了“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群己协调”等特点,从而为克服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的现代性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

编后记

管窥学者、读书人精神世界的一个最直观的方式就是观察其藏书——性情与趣味、眼界与野心、问题意识与精神秩序尽在其中。在此意义上,李欧梵的施蛰存研究便是一例。1994年某日,他在一家小书店中偶然发现了施先生的部分英、法、德三语藏书,惊觉“那一代作家的国际视野,大多由书本得来,而这些‘文本’,也直接走进了他小说的文本。文学理论上所谓文本互相指涉的说法,在此得到实证。”(李欧梵:《书的文化》)李欧梵的意外发现和感慨指向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实证基础。但事实上藏书线索只是第一步,我们不能仅以此来“想象”一种影响发生的原风景.

灵视与喻比:布莱克魔鬼作坊的思想意义

本文以初读的姿态再析布莱克的诗与文,力求在灵视与喻比或诗意想象与量化思维等关系方面梳理出我们较关切的思想内涵,以便对布莱克所论的简括式思考或评论方式进行反思。

教育惩戒中的“法”与“教”及其实践探索

通过考察相关法律文本和学界理论,本文认为教育惩戒是指在学校教育环境中教师依法对违规学生所施加的否定性体验以形成良好教育秩序的行为。法律对教育惩戒作了具体的规定,但要使规定落实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教育惩戒具有一定超越性,具体表现在其体验性、秩序性和自律性等方面。“教”与“法”的核心在于重视主体之间的权力、伦理以及情感等要素,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主体的全面发展。“法”与“教”的实践要义体现在:一是指向教师自我发展,即提升自我素养、加强风险管控和形成惩戒特色;二是指向法律完善,即调动主体参与、把控细则详略和完善相关法律;三是指向社会协同,即引导相关舆论、形成有效监督和明晰惩戒实质。

中国崛起的政治文化变迁与启示--基于逻辑机理、发展进程视角的分析与阐释

作者运用政治文化变量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内涵、演进动力、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诠释,重点探讨了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宏观演进逻辑以及政治文化变迁内在的运作机理。通过对应的哲理思考和历史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为彼此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们在应对内外挑战、摆脱困境时所做的一种努力。进化主义、变革主义、民族主义、特殊主义四种基本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核心线索。政治文化崛起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要追求一种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依据这一标准,当前的中国崛起很大程度还是一种不平衡的崛起。中国应积极培育政治文化建设的几项关键要素,对内要着力打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外要坚定不移地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文化秩序的多极化和民主化。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持之以恒地处理好文化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两难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好教师形象重构及教育实践意蕴

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给人类的精神秩序带来深刻的影响,人们关于科技发展的态度由此呈现出机遇与挑战、期待与恐惧并存的矛盾感受。伴随着人工智能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规模之愈发扩大以及介入程度之日益加深,一些人的这种矛盾感受尤其强烈。在教育领域中,这种矛盾感受则反映在一些颇具风险意识的教师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