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关系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发展 --对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比较分析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衰退,但各国在危机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因素、结构条件和政策过程3方面对这一差异进行解释,忽略了统治精英关系这一主导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以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这3个东南亚国家为案例,运用过程追踪和比较分析方法,将会清晰展现精英关系经由政策过程进而影响危机后经济发展结果的作用路径。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统治精英越团结,政策制定和推行的过程就越顺利有效,危机后的经济发展就越迅速;反之,统治精英越分裂,就会导致政策难产或反复,从而使危机后的经济发展缓慢。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

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本文分析了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可以部分地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权力关系的不同,即政治约束。本文指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解释了谁可以参与、谁被排除在外,谁的利益得到考虑、谁的利益可以牺牲。乡镇企业改制所揭示的问题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评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

田原史起先生所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以对农村精英的关注为主线,深入系统研究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中国村庄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所提问题重大,精辟之论叠出。其关于公、共、私,原子化、关系、团结,正式精英与非正式精英,发展与制约,中央、地方、农民等几对关系的讨论,对深化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尤有启发,无疑将进一步丰富中国农村研究,益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熟悉的陌生人：行动精英间关系与业主共同行动

已有研究认为,"精英在场"在业主共同行动动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行动精英间、行动精英与一般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断裂却使得行动组织内部的破碎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精英悖论"使中国业主共同行动走向异化,走向"寡头统治"和"准派系斗争",从而背离了原有的共同利益诉求。本文以一个漫长的业主共同行动故事为背景,发现随着行动精英间关系在陌生人、伙伴、对立者、熟悉的陌生人之间转换,一场指向业主组织再组织化的业主共同行动也经历了从兴起、高潮到衰落的生命历程。在此过程中,行动精英间关系充当着中间变量并深深影响着业主共同行动的怨恨、能力、资金的再生产过程,从而导致业主共同行动动员能力的强弱变化。

回归后澳门治理精英的来源、特征及其与大众关系的演变

随着管治主体的转变,回归后澳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理精英转换。虽然回归后族裔的优势在治理精英的组成上大大消减,但原来社团代表的背景则延续作为治理精英的准入门槛。然而,随着治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原有倾向于单向性的庇护或需求关系转向为趋于对等互惠的合作模式,使得治理的权力将更大程度向公民让渡。

打造利维坦——比较视野下的东南亚国家建政策略与组织模式研究

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权威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态的、不稳定的权威模式,而从非常态秩序向常态的统治转型时发生的困境,在经历了革命、反殖民、国家重构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中频频上演。本文将视线聚焦于二战后经历了民族独立运动产生的越南、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试图基于三国政治精英与政权巩固的不同命运,回答为什么在有的国家,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精英成功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权,实现长期执政?而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无法完成政权巩固,甚至丢失政权?在回顾“战争国家论”“殖民遗产”与“精英关系”等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以阐明背后的因果机制,认为政治精英在建政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与建立政权后执政集团的组织模式,解释了这些国家政治精英在政权巩固中的不同命运。

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及其社会政治后果——苏南和温州的调查

基于对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分析，本文指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后果，苏南的发展导致了两级分化的社会（阶级）结构，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催生了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联盟，从而延续甚至巩固威权主义；而温州的发展则产生了相对均衡的社会（阶级）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经济精英之间的竞争和经济精英对政府改革的推动，从而推动基层民主化的出现。本文从而揭示，中国的政治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