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精英返乡与乡村治理——基于皖南两个村庄的调查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不仅能推动乡村振兴,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和乡村振兴实施的新阶段,乡村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吸引了不少外出精英回归乡村,有部分甚至重返乡村社会的“前台”,成为乡村治理中创新的代表,其作用不可忽视。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和调研实例,对返乡精英之于乡村治理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返乡精英必然会影响乡村治理的体系,重构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方面,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场域理论视角下返乡精英帮扶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 ——以北京市延庆区K村为例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返乡精英能够有效对接外部市场并承接政府资源,在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从场域、资本和惯习的视角切入,以北京市延庆区K村为例,阐释返乡精英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所发挥的精英帮扶作用,并剖析其形成机制、实践逻辑与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场域中,返乡精英利用政治势能、资本支持,通过对乡村内生惯习的激活,加强了基层治理水平,发挥了政群纽带、合作桥梁的作用,最终实现了对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推动。因此,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应重视返乡精英的正向影响,积极引导返乡精英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起返乡精英帮扶乡村产业的良性机制。

适应性治理:返乡服务型精英乡村权威构建逻辑——基于K县X、Q、S村的调查

返乡服务型精英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其权威的构建对于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K县X、Q、S村的调查发现,三位村书记都是典型的返乡服务型精英,集经济、精神、社会三要素于一体。在对乡村的适应性治理中,返乡服务型精英权威的构建大多经历“呼唤回归、历经曲折、获得成绩、大力发展”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权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事实证明,返乡服务型精英在乡村场域的权威构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在适应乡村环境、人情世故等过程中,反复调整认知和行动来不断破解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取得治理成效并不断加以积累,最终获得村民的情感认可,其权威才能得以真正构建。

情系家乡 人才返乡——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者典型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需要激发人才活力,返乡创业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该文以钟见文先生的创业经历为案例,深入研究返乡创业决心、家乡情怀、商业创新理念、产业技术和信息素养、社会和环境责任5个因素对返乡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返乡创业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创业因素分析,该文就百千万工程、绿美乡村建设、商业素养提升、校企人才培训、自觉履行社会责任5个方面提出启示和借鉴。该文旨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产业、人才和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为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深刻意义。

返乡创业精英如何引领乡村振兴:缘起、机理分析与隐忧

返乡创业精英对于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和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自下而上的小农积累、自上而下的政府资源输入以及自外而内的外部资本下乡等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存在积累发展缓慢、国家资源投向与农民需求脱节、外来资本下乡排斥性强等缺陷,而新时期返乡创业精英主导的内源发展新模式克服了以上弊端,实现了基于乡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返乡创业精英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与村庄发展资源的丰富程度、个人资源和动机密切相关。本文选取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各异的4个代表性村庄分析了返乡创业精英与农户、基层政府组织、外来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了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引领和带动机理,并指出在实际中存在村庄发展项目高度依赖于返乡创业精英个人能力,村内不良政治生态影响项目长期持续经营及返乡创业精英引领和带动作用的发挥等隐忧。

“寡头”还是“乡贤”:返乡精英村治参与反思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少返乡精英携带着资金、人力、技术、文化或市场优势,重新进入村庄场域参与村庄的治理。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在改变甚至重建乡村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乡村治理出现“寡头化”和“精英俘获”现象。个体理性、市场理性、乡村弱社会、政府支农项目资源输入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激励成为形塑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驱动力,也因此带来乡村治理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因返乡精英突出的个人才能使其成为“乡贤”,对提升乡村发展和治理水平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返乡精英“寡头化”也可能导致乡村资源分配不合理,加剧“精英俘获”现象。对于返乡精英参与乡村治理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应结合当前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发展新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制度,方能作出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

返乡精英:乡村营造的中坚力量——以陈统奎的“理想国”为例

农村发展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资本,对此,精英返乡有着积极意义,他们能够利用自身条件优势组织村民进行乡村营造。返乡精英是乡村社区组织的核心,能够建立内外社会网络联系,帮助村民建立社区意识、维护乡村的社会规范,在政府与乡村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陈统奎返乡营造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返乡精英在当代乡村营造中所起的作用。

返乡精英组织林地“再集体化”流转经营效能分析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变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由返乡精英主导组织实施的集体林地“再集体化”流转经营新形式,这是农村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集体股份合作经营制。返乡精英裹挟着资金、市场信息、人力资本等优势,组织推动家乡林地“再集体化”流转,由此形成的人、地关系重组不仅改变了集体林改“分林到户”后形成的细碎化家庭经营形式,提升了林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个体理性、乡村弱社会与政府项目资源输入,成为促进返乡精英参与家乡林地“再集体化”流转和参与村治的内外驱动力,乡村治理因而出现了新的“政经合一”的特征,提升了村治的整体效能。

返乡精英与下乡精英农村创业的对比分析

返乡精英和下乡精英的农村创业活动都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返乡精英与下乡精英两类创业者由于与农村的情感连接不同、在当地的社会基础不同等原因,导致创业动机、创业实践及创业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对返乡精英创业者和下乡精英创业者在创业动机、创业实践及创业效果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并针对两类创业者分别提出“德治+法治”及“关联—嵌入—融合—共生”的发展建议,以期为多元化农村创业主体提供理论指导。

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崛起——基于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的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乡村控制、乡镇自治、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和村治行政化等多个阶段。乡村治理行政化虽然能够促进治理规范化,提高行政效率,但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治理缺位、基层信任危机等问题,从而导致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困境。近年来,在“双创”政策的指导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并以其知识、能力和技术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返乡务工人员也因此被赋予新乡贤的角色。返乡务工人员创业精英们以新乡贤身份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破解乡村治理行政化困境,形成村民自治、政府法治、乡贤德治、农村善治的总体格局,这对于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新乡贤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返乡创业精英的视角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多元到一元,再到多元化的历史发展,面对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又迎来了新局面、新困难以及新挑战,返乡创业精英凭借自身优势以新乡贤的身份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助推多元协作的治理新局面。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外出打工到返乡创业:新一轮农地确权的影响及其证据

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村独特的农地制度改革背景,发掘创业行为背后的产权制度根源。基于2016—2018年广东省阳山县4449户农户家庭全部成员就业创业信息的面板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细致评估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显著拓展了农户的县域创业空间,这主要是激励了农村政治与经济两类精英家庭的创业行为;而文化精英家庭的潜在创业空间因资金缺乏而有待释放。(2)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发挥市场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来吸引农村精英返乡创业。而且,农地确权并不显著影响县域创业行为的生存周期,表明其创业效应不带有政府强推的“运动式”特征。(3)农地确权改革激发的创业活动有显著的就业带动效应,且“差序格局”特征明显。文章结论揭示了农村地区创业所蕴含的地权改革作用逻辑,是农户从“外出打工”向“返乡创业”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