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业银行系统金融机构的产权、治理与利益关系

受现实因素和历史相关因素的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的系统改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行政本位问题主要体现于改制风格中,对于金融机构的自主权未实现较好尊重。改制前后在外部人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方面,农村商业银行系统金融机构仍存在一定问题,扭曲了内外权责利关系。因此必须将上述扭曲理顺,建立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农村商业银行。

系统性风险、网络传染与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评估

以往国际监管组织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测评指标体系偏重于银行群落与机构规模特征,影响了中国金融监管及理论研究的方向。笔者运用复杂网络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及产品空间等方法构建中国金融风险传染网络,可视化系统性风险爆发后的风险传染路径,并通过节点出度、传染轮次、K-核分解值、LeaderRank值等指标综合评估各金融机构风险网络传染的速度、范围、深度及风险累积程度。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风险传染网络呈现出多层次、多通道的复杂关联,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风险积聚与跨群落传导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规模与风险传染能力并非完全线性相关,机构关联性及负面信息传播速度等成为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打破既有群落式监管模式,推进综合监管模式创新,对当前金融深化过程中系统性风险预警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实践及借鉴

在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欧美各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都加强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突出表现为拟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衡量与评估标准、制定对其进行审慎监管的工具与实施方案等。这些启示我国应确认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划分标准,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协调机构,并制定适合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新标准,加强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

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基于CES方法的实证分析

采用成分期望损失CES方法,完全基于公开市场数据,对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度量和识别的结果表明,中国系统重要性机构基本不随时间发生较大变化,且大部分的系统性风险聚集于少部分的金融机构。对不同行业的CES贡献度进行排序可知,银行业在中国金融系统中占据绝对系统重要地位,其次为保险业,证券业居其后。根据金融机构CES贡献度将中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结果表明,分类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此外,对金融机构样本外CES值进行预测,并将其与样本内观察值进行稳健性比较,能够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政策启示。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测度

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逐步成为各国金融管理改革的重点内容,金融系统性风险由此受到广泛的关注。选取2010—2014年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Co VaR方法度量中国32家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定量分析中国金融行业的风险传染及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个金融行业的关联度很强,银行体系相对证券业和保险业有更强的关联度;风险传染具有普遍性,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呈现衰减特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与其自身经营风险存在较强关联,并非完全取决于资产规模大小。同时,监管部门既要专注微观审慎还应专注宏观审慎,根据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而非规模大小,正确确立中国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名单,构建渐趋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而有效监管的前提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评估。文章基于边际预期损失(MES)方法,计算了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应成为目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国际改革的路径:理念、主体与政策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被列入第三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平安保险集团也被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任务艰巨。但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公布相关定义、识别标准和名单。应从监管理念、监管主体、监管政策三个层面入手,探析主要国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基本路径,以期寻求一条适合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之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改革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即重塑监管理念、重构监管主体、调整监管政策。因此,未来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应在坚持前瞻性的监管理念的基础上,择机推行监管工具和监管政策,并逐步优化监管体制的制度安排。

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与宏观审慎监管

本文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入手,全面分析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在借鉴危机后国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基本设想。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处置合作法律框架研究

目次一、问题及其背景二、跨境处置合作的障碍(一)不同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差异性(二)监管权协调上的困难(三)处置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差异性(四)处置制度与监管制度之间的冲突(五)损失分担规定上的差异性三、跨境处置合作法律框架分析(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二)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处置合作的法律框架(三)短期性的核心标准协调与合作法律框架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处置合作法律框架的构建:基于中国的视角(一)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监管经验及启示

目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增多,发生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而IMF、美联储等传统机构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下降,越来越难以处理上百亿资产规模金融机构的风险,IMF等能够给出的几百亿美元或上千亿美元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设计更加审慎的监管制度至关重要。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梳理反思危机爆发原因,发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是其中重要因素。结合SIFIs内涵和特征,梳理国际金融组织和美英等国家对SIFIs宏观监管框架、具体监管方式,并参考国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经验以及美英等国监管实践,从而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大而不倒、利益冲突与权义平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法理构造

SIFIs的道德风险、不公平竞争及负外部性等会导致SIFIs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故SIFIs监管制度的核心是平衡SIFIs与非SIFIs、SIFIs与金融消费者、SIFIs与SIFIs管理层、SIFIs与SIFIs股东及债权人、SIFIs母国与东道国等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的法律路径是重新调整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之间的法价值平衡。危机后的SIFIs监管改革就是围绕上述平衡所进行的规则创新。这些创新启示着我国应基于上述平衡借鉴国际经验完善SIFIs监管制度:确定SIFIs认定规则并课之以特殊义务;扩大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并课以SIFIs金融消费者保护义务;以管理层薪酬控制为重点完善SIFIs的公司治理;以金融市场约束机制为重点完善SIFIs风险防范与处置制度;依据合作与对等原则完善SIFIs国际监管协调制度。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及在我国的应用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问题通常被称为"大而不能倒"、"太重要而不能倒"问题,该类机构的无序破产除对企业本身及其股东造成损失外,还会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急需强化监管。本文分析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方法及主要监管措施,设计了系统重要性银行基本指标评估体系,并对我国上市银行进行了系统重要性分析。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与审慎监管——基于金融危机视角的反思

与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市场重要性以及全球相关度,以至于破产或出现问题时会对全球或本国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紊乱和经济后果的金融机构,其基本特征包括:巨大的负外部性、普遍的道德风险、竞争不公平性、成本收益不对称性、评估结果动态变化性、评估标准不绝对性等。因此,必须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审慎监管,在微观上防范单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宏观上防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外部性及其宏观效应研究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和市场关联度的优势,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效应。金融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会引发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分析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正负两方面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和宏观效应,研究发现负外部性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边际成本、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而且会快速传递到宏观经济体系;进一步结合庇古和科斯的外部性政策方法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监管方法从政府解和市场解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现有的业务管制和资本附加等监管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负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对于银行规模和税收方面的监管措施还需改进。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趋势浅析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成为当前国际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正致力于降低其道德风险,终结大型金融机构"过大而不能倒"的局面。我国的监管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健全金融基础设施,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与评价

金融危机后,通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识别与提高相应监管标准成为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借鉴FSB等提出的SIFIs识别方法,选取规模、关联、质量、盈利四方面指标,建立国内SIFIs识别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国内SIFIs系统重要性进行分类与排序,为金融监管实行差别化监管提供依据。

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评估方法比较与应用研究

本文比较了MES、SRISK和CES三种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评估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并评估了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研究表明在均使用公开市场数据进行分析的条件下,MES和CES指标时效性较好;SRISK对于综合规模、杠杆率等信息的评估结果更可靠,时效性略差;SRISK和CES样本外预测效果较好。本文以SRISK指数为基础,参考MES和CES指标,按系统重要性将中国金融机构分为三大类,商业银行贡献了系统性风险的绝大部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有上升趋势。本文还发现样本期内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是动态变化的,具有明显周期性特征,系统性风险集中在少数金融机构。监管机构需要保持动态监测,加强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

美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序清算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体制大变革,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特殊处置机制,从而终结"太大而不倒"问题。介绍和评述了美国有序清算机制框架及其最新发展,深入分析有序清算机制的理论基础,以期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指的是基于规模、复杂性和系统关联性,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的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并因"大而不倒"而易滋生道德风险。次贷危机后,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我国金融法应当立足本土资源并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或有资本问题研究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倒闭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使得各国在危机处置中更倾向于救助而非任其倒闭,但"太大而不能倒"又会引发道德风险,扭曲公平竞争。国际组织就SIFIs的危机处置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及建议,其中自救安排中的或有资本计划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本工具而广受关注。或有资本不仅具有预防和早期救助、自救之功效,还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巴塞尔协议II》的三大支柱原则完美契合。但或有资本亦存在不确定性较大、价格变动及成本效用减损等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具体的金融市场环境论证、设计、草拟相关规则及配套制度,需要在发行规模、发行程序、转化设计和转化条件等方面谨慎论证、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