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典中,有必要根据生态环境责任的特殊性需求、生态环境诉讼的功能承载需求、环境司法的发展需求,系统规定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该制度秉承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量生态环境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和环境司法改革的实践成果,发挥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定分止争、权利维护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功能。具体而言,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应遵循能动司法与合作司法运行理念,按照环境司法机构专门化、审理程序综合化、审判制度系统化、公益救济合作化的要求建构。在规则层面,着重考量不同环境诉讼之间的衔接、专门司法机构设置、管辖机制的优化、“多审合一”的实质化、专门证据规则的制定、替代性修复规则的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确定、执行合作机制的确立等。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分类和程序分野

民事公益诉讼入法的十余年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态与立法者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检察机关迅速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家独大的领导者角色,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可能的隐患。面向未来,应当区分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并根据两个功能配置不同的程序规定,在坚持检察机关主导诉前程序的同时,强化法院审判权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以此实现从一家独大到双轮驱动的转变,更好地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诉源治理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实践反思——以广东S市为例

以广东省S市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实证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在具体运作中存在的缺陷。结合诉源治理将社会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的要求,提出厘清制度的性质定位,明确仲裁机构独立性,赋予仲裁“一裁终局”效力,尝试构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仲裁与诉讼相衔接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一系列解困建议,以重现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对医患纠纷的影响

应用SPSSAU(在线SPSS分析软件)分析某三甲综合医院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前后,责任人为医生的685例医患纠纷数据,为各医院纠纷管理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后,医患纠纷发生率、责任人为医生的纠纷占比均显著下降;各类原因(患者因素除外)引发的纠纷占比均显著下降;与医师驾照式考核内容直接相关的纠纷成因占比均显著下降;上级转办和网络途径受理的纠纷占比、调解和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占比以及赔偿纠纷占比均显著下降。由此可知,实施医师驾照式管理可有效降低医患纠纷发生,同时可促使纠纷平稳、低成本、高效解决。

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医疗数据隐私保护方法

为解决医疗数据的泄露或恶意被窜改以及医疗纠纷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医疗数据隐私保护方法。利用哈希算法加密患者的身份信息,治疗结果通过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算法加密,而AES的密钥使用ECC(ellipse curve ctyptography)算法加密,所有的加密密钥、治疗结果、患者身份信息存储到联盟链上。采用群签名技术追溯签名医院,群管理员可以解密医疗数据,将其作为重要依据协助第三方解决医疗纠纷。效率分析表明,在安全性相同的情况下,该方法的加/解密效率比对比方案分别提高了14%和46%,同时分析了群签名各类算法的时间开销。通过与同类方法对比,该方法既可实现患者身份、医疗数据的分类隐私保护,又可保证交易存储开销是合理的,在医疗数据隐私保护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由医方言语导致的医疗纠纷类型分析及应对建议

医生语言表达水平会直接影响信息传递和沟通效果。近20年来,有大量研究以量表的形式对医护人员和患者进行“医患沟通”相关问卷调查,但关于医患沟通实际应用和医患纠纷实例分析的研究较少。以某三甲医院《投诉登记本》为研究素材,总结出因医方语言产生的医疗纠纷的五种原因,分别为医方语气生硬、肢体语言失当;治疗方案沟通不明确;无法回答患者的问题;不同医生说辞相悖;病情预判与病情发展差距大。通过分析此类纠纷的处理要点,以期运用在今后的医学生医患沟通课程或医生语言技巧培训中,优化医患沟通,推动医患关系向好发展。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加强院感知识培训对医院感染管理质量的影响

目的分析加强院感知识培训教学对医院感染管理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腺体外科实习的61名护理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30)和观察组(n=31),对照组采用常规口头宣教方式进行院感知识培训教学,观察组采用加强院感知识培训方式进行院感知识培训教学,对比2组护理实习生无菌技术操作规范管理、手卫生管理、病区环境卫生管理、医疗废弃物管理等医院感染管理质量评分、所护理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对院感知识培训教学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护理实习生无菌技术操作规范管理、手卫生管理、病区环境卫生管理、医疗废弃物管理等医院感染管理质量评分(90.18±4.02)分、(90.15±4.03)分、(90.03±4.15)分、(89.98±4.06)分、对院感知识培训教学的满意度(96.77%)高于对照组(51.33±2.18)分、(52.04±2.16)分、(51.25±2.08)分、(51.25±2.08)分、(83.33%),观察组护理实习生所护理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生率(0)、护患纠纷发生率(0.00%)低于对照组(10.00%)、(1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加强院感知识培训教学对提高护理实习生医院感染管理质量具有积极的影响,不仅能有效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和护患纠纷发生率,还能提升护理实习生对院感知识培训教学的满意度,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基于术前谈话第三方见证和手术意外保险的医疗纠纷“宁夏调赔”机制研究

建立长效的纠纷调解机制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缓解医患关系的重要措施。宁夏通过积极探索医疗纠纷防范化解机制,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体系,实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赔偿相结合的医疗纠纷处置工作新机制,探索性地开展术前谈话第三方见证和参保手术意外险的医患共担风险辅助机制,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

北京某三甲医院法律服务需求及法治建设调查

通过对北京某三甲专科医院全部一级科室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全面了解医院临床医技科室和行政职能部门对法律服务的认知情况以及医疗纠纷、非医疗纠纷的法律服务需求。调查结果显示,中层管理干部法律意识整体提升,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化解是医院对法律服务需求的主旋律。同时,非医疗类的法律纠纷处理及法律服务需求也不容忽视。研究结合国家政策要求与医院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医院法治建设的建议与措施。医院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大幅提升,应重视法治建设在医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体育仲裁制度建设重点问题研究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运行伊始,在仲裁程序与规则适用中面临一些难题,集中体现在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由劳动仲裁委员会管辖还是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更为妥当,如何强化与国内外解纷机制的衔接与协调,如何充分保障体育纠纷解决及时性等。鉴于体育仲裁在管辖、执行、专业性等方面具有优势,由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更为合适;体育组织还需积极探索建设多元化的内部解纷机制,体育仲裁委员会则应适当行使自裁管辖权,做好内部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衔接;同时,关注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新发展、新变化,确保国际体育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协调,积极回应体育纠纷处理的及时性要求,形成由“法律—规则—办法”构成的临时措施规则体系。

中国—东盟跨境物流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RCEP的生效和各项跨境贸易便利措施的不断落实,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向好发展的同时,也要预防和妥善解决好与贸易有关的法律纠纷问题。物流当事人的识别、货物滞留或拒收是跨境物流弥久的传统法律风险,也是中国—东盟跨境物流中突出的法律风险,而无单放货则是RCEP背景下中国—东盟跨境物流中最应防范的现实法律风险。国际贸易术语的合理选用和适度拓展,商业保险的理性选择和适度创新,以及摒弃投机心理的非合规经营和订立合同时的超前预防,是防范和应对跨境物流法律风险的有效途径。跨境物流法律纠纷的解决,诉讼是要尽量避免的选择,和解与调解兼顾了经济和效率可供当事人选择。但对于不可避免的对簿公堂,仲裁理应成为涉外民商事案件纠纷解决的首选;对于小额纠纷,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定分止争中的功能和作用。

基于JCI标准的管理模式预防纠纷事件及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目的研究基于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标准的管理模式预防纠纷事件及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3月—2024年3月于医院门诊就诊的102例患者开展研究。将其以电脑编号单双数字法随机分作JCI标准组与常规组各51例。常规组开展常规管理,JCI标准组则开展基于JCI标准的管理。比较两组纠纷事件发生情况、患者满意度、管理质量、就诊前后不良情绪。结果JCI标准组纠纷事件总发生率较常规组更低(1.96%vs 13.73%)(P<0.05)。JCI标准组各项满意度评分较常规组均更高(均P<0.05)。JCI标准组各项管理质量评分较常规组均更高(均P<0.05)。就诊后两组不良情绪评分较就诊前更低,且JCI标准组较常规组更低(均P<0.05)。结论基于JCI标准的管理模式预防纠纷事件的效果较佳,且能明显提升患者满意度以及管理质量,缓解患者不良情绪。

自动出院知情告知制度之完善

医务人员在患者自动出院时的告知若有不当,可能会引发医疗纠纷,医疗机构也会因此担责;医务人员与法医鉴定人当从防范医疗纠纷的角度来认知自动出院告知义务,明晰“自动出院”概念及其分类与知情告知的相关规定。再由分析医疗纠纷鉴定的案例与某三甲医院的告知书为范本,总结出在患者坚持自动出院情况下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时的注意事项,并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争议问题与法律解释

就新《体育法》第92条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规定,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存在限缩解释论和扩张解释论的分歧,争议焦点即是否将体育商事合同纠纷和体育领域工作合同纠纷纳入体育仲裁受理范围。体育自治规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意味着体育法律关系的纠纷解决需依赖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解释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方法论基点。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和体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言,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包括体育商事合同纠纷,体育领域工作合同纠纷也未被明确排除出体育仲裁机构的管辖。从历史解释出发,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确定需要与国际经验接轨,保持开放空间。将体育商事合同纠纷和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纳入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内含于新《体育法》第92条的文义,有助于避免与新《体育法》第96条可能存在的体系冲突,符合新《体育法》及其“体育仲裁”章的立法目的。

纠纷调解实践中的法礼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分析

法律原则与乡土礼俗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受到较多关注,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形态和方式不甚分明。枫桥经验由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结合形成的纠纷调解模式显示,法律与礼俗具有契合性之处得以强化,在维系特殊主义关系伦理的同时,也脱离特殊主义追求普遍主义公平的规则意识;两者形成递进式的融合模式,共同制御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破坏性冲动。由此推动形成的个体秩序观念,是以法律规范为底线、以道德自我与伦理关系的实现为理想目标的双重复合结构。

功能导向下行政复议的价值取向与完善路径

行政复议制度具备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内部监督三项功能,其中权利救济体现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价值追求,以权利救济为首的多项功能共存,能够有效回应复议制度的实践需求,发挥主渠道作用。主渠道条款作为新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对具体制度设计具有统筹作用。从整体性视角出发,行政复议制度相比于行政诉讼具有制度性优势,这种优势是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的基础。在制度修订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改革行政复议管辖制度、扩大受案范围、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复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