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还是“明年”?--“大事所纪之年”探微

大事纪年法是使用重大事件标记时间“年”的方法,常见于楚地出土文献,备受学者关注。其中,“大事所纪之年”是哪一年,目前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比较传世文献中的大事纪年和出土文献中的大事纪年,能够判断二者应当是同一种纪年法。对传世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得到多条大事纪年记录。以《左传》为例,分析这些记录中“大事”的绝对年代,可以发现大事所纪之年即为大事发生之年。检讨“大事所纪之年为大事发生的下一年”的观点,很可能是前人将大事纪年当成了后世颁历那样每年都需要提前颁布而产生的误会,以及使用了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历表。

从古本《竹书纪年》看西周王年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早已亡佚,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仍然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佚文,其中不乏一些关于西周王年的,价值非常高。笔者以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为主,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和现代天文学的成果,推定出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王年的一些重要信息,以求能为将来西周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

晋文侯在位年考

按照《史记》的记载,晋文侯在位35年,即公元前780年至公元前746年,历来几乎无歧异。本文以古本《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为主,以《史记》的记载为辅,并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的史事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晋文侯在位当是27年,即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746年。其中,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769年当是晋殇叔在位,公元前768年至公元前746年当是晋文侯在位,晋文侯元年至四年当是追改自晋殇叔元年至四年,晋文侯实际在位当只有23年。另外,西周灭亡的时间当是公元前773年,而非《史记》记载的公元前771年。当然,本文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绝对性,只希望能为将来两周之际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吐蕃大事纪年》中的“btsan mo”称号考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IOL TibJ 750、B.M.Or8212(187)中,关于姻亲女性称谓词存在四类不同词汇,分别是“■”“■”“■”“■”。文章基于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实例,对四种称谓词进行了统计与分类。重点从吐蕃政治语言■(赞蒙)的属性与概念着手,从语文学角度分析了《吐蕃大事纪年》载及8位具■头衔者的身份用法,归纳■称谓的语用和实际意涵。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初步认为《纪年》所载■是指吐蕃政治联姻中具特殊政治贡献的王室女性,即吐蕃外嫁公主和赞普所娶外域公主之尊称。该称号的使用时间跨度为吐蕃政权建立初期至鼎盛前夕,反映了其与吐蕃政治联姻之间的紧密关系。

P.T.1288《吐蕃大事纪年》第7-8行与松赞干布执政史事钩沉

P.T.1288《吐蕃大事纪年》第7-8行记载了松赞干布执政前与其弟赞松(■)二人不睦的史实,这段历史在11世纪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几乎未见记载,甚至赞松在很多文献中未被提及。P.T.1288中仅存几行关于兄弟二人不睦的内容,为吐蕃史研究提供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因文献前半部残缺不全,以致诸译本、注释本中对这段内容的释读及翻译未能尽表原意。由于史料记载的出入和各译本间的差异,对该文献残缺内容进行分析及释译,可补充松赞干布生平事迹及吐蕃史内容。

故国与新朝:《南齐书》之《东昏侯本纪》《和帝本纪》双重纪年发微

《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在《东昏侯本纪》与《和帝本纪》中采用双重纪年的方式,明显背离了纪传体史书帝王本纪的纂修原则。萧子显是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后出仕于萧梁,并因萧齐宗室受到梁武帝萧衍的猜疑与防范,这样的身份与经历,又身处齐梁政权更替这一敏感时代,在《南齐书》之《东昏侯本纪》《和帝本纪》编系鼎革史事时,不免会陷于正统表述的两难境地。而《东昏侯本纪》与《和帝本纪》的双重纪年方式,正是他谋求解决故国与新朝法统矛盾的变通手段。

大同明代洪武纪年印文城砖

2018年3月,大同古城内发现大量模印文字的古城转,字文内容丰富,是研究明代大同古城历史极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分析城砖印文,有助于揭示明代时期建筑技术、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特征,更深入地了解明代大同古城墙的建造线索,以及大同地区卫所的结构和功能,对于中国古代城池营建研究有参考价值。

疾病书写下城市与人的症候式分析——弋舟“人间纪年”系列小说观察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中人的困境不再单纯囿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逐渐呈现出对物质的过分渴求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迷茫。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小说正是基于此,将目光聚焦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多种病相和城市中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弋舟通过对人的身体病症的描述,暴露了藏匿于城市中人显性疾病下的精神隐疾,以及导致精神隐疾出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揭示出伴随着“加速社会”而出现的城市病相及其深层病因,并由此给出基于文学维度的灵魂救赎与精神疗愈之路。

“甲辰”新篇——轻拈寸铁耕石田 细镌干支印纪年

新年伊始,神州大地寒意渐渐褪去,春色欲显,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迎接新的开始,其中不乏充满人文气息的艺术创作。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集合了汉字的形式美和图像的形象美。用文字和形象相结合的方法制作一枚印章,一同在这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文化深厚的方寸之间刻下对新年的期待。纪年印是印章的一大类别,采用天干地支文字入印。天干地支是中国古代纪年历法,将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各取一字相结合,组合成一干支,每一干支为一年,六十年为一循环。

《吐蕃大事纪年》中关于地名“热达合”的认定

根据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公元8世纪初吐蕃赞普指派多麦地区的臣属主持会盟,会盟地点为“热达合”,文献记载显示吐蕃在“热达合”前后四次主持召开过会盟,足以见“热达合”这一地点的重要性。虽然学术界对此有过一些探讨,但至今仍未形成研究共识。为此,基于前人研究基础,结合实地调研和查阅相关藏文史籍,认为“热达合”一词系多麦地区“热西多”和“旦斗”的统称。其中,“热西多”为今青海省循化县清水镇区域范围,“旦斗”为今青海省化隆县金源乡丹斗寺区域。

天干岁运60年与北京地区60年实际气温变化的吻合性研究

目的: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研究天干岁运60年与北京地区60年实际气温变化是否吻合。方法:对北京地区60年气温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第一,按"十天干""五运"和"太过不及"模式将60年各自归类,计算出3种模式的日平均气温均值;第二,定性比较,3种模式的日平均气温均值高于60年日平均气温均值为热,低于则为寒。第三,定量比较,对3种模式的日平均气温均值进行非参数检验或方差分析,采用Mann-WhitneyU方法或SNK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天干岁运60年与北京地区60年实际气温变化相比较,定性吻合,定量不吻合,其气温变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干支运气所推算出气候变化模式在定性(寒热之性)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无定量(气温差异)的统计学意义。

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谷浑(阿豺)纪年》残卷再探

关于《吐谷浑 (阿豺 )纪年》残卷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 ,并影响到对唐初吐谷浑与唐、吐蕃关系的看法 ,本文就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天干岁运与北京地区180年实际降水变化的吻合性研究

目的: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研究天干岁运与北京地区180年实际降水变化是否吻合。方法:对北京地区180年降水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第一,按"十天干"、"五运"和"太过不及"模式将180年各自归类,计算出三种模式的年平均降水量均值;第二,定性比较:三种模式的年降水量均值高于180年年降水量均值为湿,低于则为燥;第三,定量比较:由于三种模式的年降水量均值数据均为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的Kruskal-Wallis H检验方法进行统计比较。结果:天干岁运与北京地区180年实际降水量变化相比较,定性吻合,定量不吻合,其降水量变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干支运气所推算出气候变化模式在定性(燥湿之性)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无定量(燥湿差异)的统计学意义。

从干支纪年看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问题

运气学说中的岁运、客运、客气都要借助于纪年干支来推算,为了探讨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首先从干支纪年的起源与演变探讨了干支纪年的天文依据问题,并在研究天文与气候变化关系基础上,指出干支纪年缺乏天文学的依据,天文活动只是气候系统的要素之一,依据纪年干支推论气候变化缺乏科学基础。

五运六气研究中关于干支纪年若干问题的讨论

史书对西汉太初元年有三种不同的纪年干支记载,引起学者对五运六气理论科学性的质疑。结合文献考证和天文模拟,提出秦颛顼历以亥为岁首而年名减一位,说明其基础正是连续到现在的干支纪年,太初元年“岁在丙子”是依颛顼历以公元前105年12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而“岁在丁丑”则是太初改历后以公元前104年12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至于《史记》中“年名焉逢摄提格”(甲寅)的问题,是司马迁采用了太阴纪年的缘故。干支纪年并不起源于岁星纪年,因而“岁星超辰”问题与纪年干支无关,这样就化解了五运六气学说中两个被人认为的致命矛盾。

论晚清“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

晚清社会出现了废除年号纪年,改以别种纪年法的要求:康有为出于倡立孔教的目的,呼吁改以孔子纪年;革命派和留日学生基于排满复汉的种族主义精神,要求改以代表汉民族的黄帝纪年。上述要求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诉求,也显示了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

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晚清时期的"纪年"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并围绕"纪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纪年"论争。文章从"国家认同危机"、"正统性诉求"、"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等三方面对晚清"纪年"论争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其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动因。

《肩水金关汉简(贰)》历简年代考释

2012年《肩水金关汉简(贰)》出版,本文考释17枚历谱散简、9枚纪年残简和8枚月朔简的年代。将11片断简仔细缀合成5枚,连同原有6枚全简,认为属于居摄元年(6)同册历谱。指出:T24:208号简的"延和三年"就是征和三年(前90);T23:103号简应考为鸿嘉三年(前18)闰八月庚午朔,为特殊置闰,《二十史朔闰表》等今用历谱闰九月庚子朔有误。

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

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为重造李唐天命,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采用高宗上无年号、无年号纪年、改李唐正朔。如何理解这一系列极端的历法操作所隐含的意义,需放置于历法与中古时期政治之关系中才能洞悉。中古时代各王朝多在取何种年号上大做文章,但是也存在是否该用年号的争论。年号为汉武帝所创,称皇帝、建年号在中古时代被视为是秦汉制度,无年号则是与之相对的周朝典制,往往带有向往周朝典制复古的政治倾向。从汉代到肃宗时代,实际上存在多次无年号纪年的情况。唐肃宗去年号的举动,也须在这一脉络中解释。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吴晋生，吴薇薇《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１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２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