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纸背明代所司细务揭帖的性质、特点及文本价值

公文纸本《乐书》纸背揭帖是最新发现的文书原件,内容集束于明成化九年南京仓场细务,属所司细务揭帖,据钤印不同,可分为朱印揭帖和无印揭帖两种,二者在发文者、流转地、功用、内容上多有差异,在南京仓场日常活动管理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传世典籍中所司细务揭帖经后期删汰加工已失去原有的物质形态,内容零星而分散,多流转于中央衙署机关和省级机构,《乐书》纸背揭帖的发现可弥补其多项不足,它是能够反映基层机构运作的公牍实物,具有专于细务、文式简易、使用灵活、时效性强的特点,可实现明代公文在书式、文体、花押、印章、纸张与制度运作方面研究的新突破。在复原揭帖文式的基础上与唐、宋帖式进行对比,考察其来源可视为书式研究的新创获。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献载录元代军官历仕文书10件,其展现了至元及大德时期军官的不同承袭流程,而由此进一步发现,元代对于军官承袭的管理,具有前松后紧、军官完成承袭时间长短不一、承袭资格长期有效等特点。同时,该批文书还为认识元代的怀孟万户府、常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千户、千户所等职官、机构的设置,提供了珍贵素材。

关于两件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书的缀合与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是目前继黑水城元代文献之后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元代一手文献资料。该文献中编号为GT[W:16·39]、GT[W:16·40]的两件文书实为一件,其性质为杭州路向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汇报该路东北录事司孤老健康状况等的呈状。文书反映出元代杭州路孤老的收养时间在50岁左右,实施查勘孤老健康状况者为坊正。文书又证实了元朝后期杭州路复置四隅录事司情况的存在。

元代的平准行用库与行用库——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收录元代倒换昏钞文书30余件,据此并结合传世文献,发现元代的平准行用库及行用库每一路府并非仅设一处,且平准行用库直至元末依然存在。文书还显示,相关钞库官吏的职责包括负责昏钞倒换并按旬向所在路分汇报、昏钞的押运与监烧、配料、排查、伺候关本、习仪、迎接与节假等诸多内容。

古籍公文纸背文献:中国古文书家族的新丁

公文纸本文献主要是指公文纸本古籍纸背的官私文书、账簿文献,是我国传世典籍中一座极具珍贵价值、富于开发远景而又亟待发掘的文献资源富矿,已经跻身中国古文书领域庞大家族的一员和新丁。

明代“驳查补造”赋役黄册考——以哈佛藏《韵学集成》等纸背文献为中心

美国哈佛藏《韵学集成》等古籍纸背文献中藏有比较特殊的“驳查补造”赋役黄册若干件。据之与上图藏纸背“驳查补造”赋役黄册比较发现,上图藏“驳查补造”赋役黄册系后湖管册官驳查后形成的后湖底册,而《韵学集成》等纸背“驳查补造”赋役黄册则是州县首次上交户部的赋役正册。《韵学集成》等纸背相关黄册反映出,后湖管册官驳查完成并非是黄册“驳查补造”的最后一步,当新一期大造之时驳查内容进入黄册之中,“驳查补造”方告完结。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前人关于“驳查补造”制度的认识,且为进一步认识明代黄册攒造及“驳查补造”的其他相关问题都提供了重要信息。

新见古籍纸背南宋仓库文书的性质及意义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南宋仓库文书,共二十余件,该批文书是非常稀见的南宋嘉定年间仓库日状。该批文书为认识宋代仓库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说明宋代仓库日状的管理中存在收支钱物时留存好“历”、根据留存之“历”撰写日状、向所在州府呈报日状、州府审核等多项运作程序。另外,该批文书还展现出了南宋“钱会中半”货币制度的实际施行情况。以上反映出,该批文书对于宋代财政史、经济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补史和证史价值及意义。

明代山西地区宗禄问题略论——以上海图书馆藏《艺文类聚》纸背文献为例

新发现的上海图书馆藏《艺文类聚》纸背文献为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山西地区部分州县大户缴纳赋税和放支宗室宗禄的记录,内容包括宗禄的放支对象、宗禄来源和放支、监管机构等情况。其中放支对象包括了罪宗、未赐名宗室等级别较低的明代宗室,扩展了对宗禄放支对象的认识;宗禄的缴纳和放支记录则更为详细地反映出宗禄放支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因此,这批纸背文献弥补了典籍中相关问题的缺失,使我们对与明代宗禄有关的若干问题有了一个更为具体和完整的认识。

元代孤老錢糧放支流程及數量——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魏書》紙背文獻爲中心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公文紙本《魏書》紙背元代文獻中,新見元代孤老“該支”“散過”(或作“支過”)錢糧文書40餘件。由此發現,元代孤老的錢糧放支,存在司縣等將孤老“該支”錢糧數目等行移提調官詣院給散,並狀申路總管府照驗等運作流程。孤老“口糧”的放支數量有元一代變化不大。“燒柴”的放支出現了“貨幣化”傾向。“添支鈔”的放支一直執行大德三年的標準。“就用”錢糧,是指死亡孤老遺下但還可繼續使用的錢糧;對該類錢糧的再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孤老“該支”錢糧的數量。

河南省图书馆藏《乐书》公文纸背文献述论

河南省图书馆藏元刻明印公文纸本《乐书》二百卷,纸背文书均是成化六年至成化九年南京仓场各府卫公文。这批公文既有行政类文书也有经济类文书,大致分为仓场日常管理类、户部行政管理类、仓场监察类、仓官管理类及粮米收支类五种类型。与已知纸背文献相较,这批公文具有材料新、体量大、史料价值高、性质及内容独特等特点。为此,这批公文可为研究明代揭帖、仓场仓官、仓场日常生活管理、仓场行政管理及司法监督提供资料补充。

新見明代洪武初年浙江衞所文書考

上海圖書館藏《魏書》紙背文書中有四葉記載了洪武初年浙江台州衞中千户所向某百户下達上級機關政令的内容,包括月食救護及朱元璋頒布的車駕出入禮、親屬相容隱律等,展示了洪武初年衞所基層軍事機構文書的實物形態和書寫格式,也爲研究當時大都督府體制下軍事系統的公文運轉流程和皇帝詔命自上而下直至基層的傳達方式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武安王灵签》纸背所见明万历十九年浙江沿海地区海防力量之加强

明朝嘉靖时期倭患问题最为严重,至隆庆、万历时大为减轻,然万历十九年浙江等沿海地区却大规模增兵增船,这一举措与明朝获取的一份关于日本关白企图向中国沿海大规模进犯的情报有直接关系。新发现的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内容为万历十九年浙江台金严区水军饷银文册。通过缀合复原的十月份台金严区水军饷银情况并结合传世典籍,可确定至迟于九月底前朝廷就已经完成在浙江的增额任务。军备力量的迅速扩充,充分显示了朝廷和浙江方面对危机的积极应对和重视程度。

明代運河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發現與確認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陶朱新録》、《绿珠內傳》、《正統北狩事迹》和《賈氏談録》是四書合为一册的古籍,其紙背均为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二年運河管理部門的實用檔案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分析,可進一步確認該批紙背文書的具體歸屬機構及官員應为徐州沛縣沽頭工部分司主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拱極。《陶朱新録》古籍合册紙背沛縣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數量雖不算大,但是很珍貴,其發現與確認頗具“古籍考古發現”意義,为世界文化遺產運河提供了一批反映運河河閘管理事務的全新史料。

两件《赵元哲诗集》纸背明代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赋役黄册的缀合与复原

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古籍《赵元哲诗集》纸背保存有111叶明万历十年(1582)大造的山东兖州府东平州东阿县赋役黄册,是学界所罕见的北方黄册原件,属于重要的一手资料。通过对杨柳乡及安仁乡两件“二合一”赋役黄册的缀合及复原,可为学界提供一个可以利用的黄册原本,填补为史书所不载的东阿县在一条鞭法下赋税的种类和科则,明确杨柳乡及安仁乡两地里的归属问题。

元代的时估文书与时估制度——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载录的60件元代时估文书,是目前所知有关元代时估制度最大宗的一手资料。其载有发文机构的,分别是元中后期松江府与建德路呈报给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的公文。因发文机构不同,文书的结构和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但能从中钩稽元代时估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况,如时估价格定价方式有“行头与官吏共同定价”、“行内诸铺户共同定价”等,而定价的依据主要是“时价”。元代时估制度的运作程序存在铺户撰写状文,铺户将文书交纳给司县或州府,司县或州府形成相关文书并上报,路总管府撰成路时估文书,路府在廉访司审查后将文书呈报户部等五个步骤。另外,据时估文书还可发现,元代时估制度具有二元性、灵活性及时估监督机制日趋完善等特点,反映出元代在地方行政管理、市场管理、行政运作等方面具有不同以往的一些特色。

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再议——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国图藏《魏书》纸背60余件文书涉及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其中湖州路牒反映了元代灾伤体覆中检踏机构呈报的具体内容及检踏人员构成,而保存的"覆踏灾伤田亩文册""体覆灾伤田亩文册""除免灾伤田亩税粮文册"三种类型的灾伤田亩登记文书,各有其登记原则和内容。据之可见,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的运作存在灾民等申告、州县初踏并上报路总管府、路总管府覆踏后上报廉访司、廉访司体覆后路总管府呈部、户部转呈中书省、中书省审批、户部传达、除免税粮等多项步骤。

从《毅庵奏议》纸背文献看明代官吏考核制度

上海图书馆藏《毅庵奏议》纸背文献之一为明万历四年(1576)山东布政司官吏考语册。据此发现,明代定期对布政司考察时,被考察人包括该区域内当年在任及离任的所有官吏。明代考察所用考语文书,包括被考核人、考核人、考语、考核等次等多项内容,各地官吏考语由布政司统一填注,完成考语书写并提交的时间为年终。明后期考语失实的现象虽有体现,但也并非全然如此。

关于元代罪囚管理中的几个问题——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国家图书馆藏公文纸本《魏书》纸背文献,是新近发现的元代最大宗汉文新史料。该批文献中所收录的几十件元代罪囚文书,是关于元代罪囚管理的珍贵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可以认识元代罪囚管理中此前未曾关注的若干问题,如关于罪囚的"起数"、罪囚的监禁方式以及罪囚的收押方式、收押机构等等。其中,罪囚的"起数",不仅包含"总起数"及每"一起"罪囚的信息,还包括"起内"及"不成起"等罪囚信息。元代罪囚的监禁方式,包括"枷收""锁收""散收"等三种,而这三种方式均监禁"重囚"与"轻囚"。在同一起的罪囚"起数"中,这些监禁方式的使用,又是按照罪犯的"主""从"等情况来决定的。同时,在实际管理中,对上述监禁方式的使用,虽有基本原则,但又有灵活性。通过《魏书》纸背文献,可进一步认识元代所谓的"枷锁、散禁之例"的具体内容,以及该"例"在现实中的运作情况。元代罪囚的收押方式,有"正收"与"寄收"等多种,其中的"正收"为"正常收押"或"正式收押"之意,而"寄收"则是指本机构的罪囚"寄"于他处收押的情况。罪囚的收押机构不局限于"监狱",捕盗司、路总管府等机构均可以收押罪囚,而坊正等基层差役也有此责。除监狱之外,其他机构所收押的罪囚主要是"轻囚",且他们多属于"寄收"的情形。

新见明代浙江水军饷银文册考略——以上图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为中心

明代军事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且多集中在卫所制度这一专题。关于军士的月粮饷银问题,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①。从目前研究来看,其特点有二:一是针对九边边镇以及内陆卫所某一地区军饷的整体数额以及来源问题研究较多,但对沿海水军饷银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二是多从宏观出发对明代军制、军饷做整体性研究,但针对性不强。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内容作为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深入研究明代万历时期的水军饷银、水军军船、船员配置、水军监察管理等相关问题。一文书中水军所处区域判定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为明刻万历公文纸印本,现存72叶。这72叶纸背文献按记述的总—分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反映“两关两游”水军总体情况的文书,共计8叶;二是以某一具体船型为中心,登记该船各类人员的数目及饷银数,共计64叶。在8叶反映水军总体情况文书中,笔者甄别出6叶文书均反映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份情况。这批文书中水军所属地未明确记载,但可根据内容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