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的完善问题研究

急仲裁员临时措施对于仲裁当事人在仲裁前获取高效救济具有重要意义。部分仲裁机构已将该制度引入仲裁规则中,亦有国家通过立法承认了紧急仲裁员的临时措施发布权,并对临时措施的执行问题进行规定。我国仲裁立法在这一问题上与仲裁规则衔接不畅,现行法律规定的“法院专属发布”模式导致了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的执行困境。应在完善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赋予仲裁机构临时措施的发布权,明确发布条件,使临时措施的发布有章可循。在执行部分,应通过立法明确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的可执行性与执行条件。

紧急仲裁员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的困境与可行性研究

“紧急仲裁员”制度(Emergency Arbitrator (EA) procedure)在商事仲裁领域运用之后,逐渐使用到国际投资仲裁中,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在程序上具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由于国家的主权属性,该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效果有限。在一些案例中,东道国政府可能会拒绝执行,甚至在紧急仲裁程序中不参与答辩。因此,紧急仲裁员制度是否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存在争议。目前,主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仲裁规则中尚未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因此,本文探讨该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可行性和困境。

紧急仲裁员制度的特征研究——以ICC《关于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报告》为对象

国际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建立旨在满足国际争端解决领域的紧迫需求,其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这一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紧急仲裁员缺乏相关实质性的指引、适用范围存在限制、裁决跨国执行困难等。本文以2012~2018年的六年间80起申请了ICC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案例数据为样本,研究紧急仲裁员制度在这六年中的实践情况和自身制度的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适用及困境

紧急仲裁员制度虽然在商事仲裁体制下运行良好,但是它在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时存在一定的功能障碍和制度缺陷。除了其固有的执行方面的缺陷外,现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平衡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也不能充分考虑投资仲裁案件的复杂程度。从长远角度看,紧急仲裁员程序能够弥补投资仲裁庭在处理紧急事项方面的不足,为投资者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它在国际投资仲裁下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其适用需要作出一定调整,如要求其适用需要当事人明确同意,同时在时间设计等具体程序方面也要充分考虑投资仲裁案件的复杂性。

论ICC仲裁规则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

紧急仲裁员制度乃近年在机构仲裁规则中兴起的一项涉及仲裁临时措施的机制。作为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仲裁机构,ICC国际仲裁院将该项制度正式纳入2012年版ICC仲裁规则中,引起业界人士广泛关注。本文从紧急仲裁员规则的适用方式、紧急仲裁程序的申请时限、紧急仲裁员的委任、紧急仲裁员的权限,以及紧急仲裁员与仲裁庭以及法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ICC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具体规定作分析与解读,并对此项制度的初步实践及潜在问题作探讨与思考。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之探究

作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新近发展之体现,紧急仲裁员制度可以在仲裁庭组建前为当事人提供临时救济措施。通过分析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可以归纳出该制度的基本内容及有待完善之处。2010年以来,已有不少涉及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案例,这些案例反映了设置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必要性。我国虽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规定了诉前保全制度,但仍有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之必要。

紧急仲裁员裁判执行机制问题研究

将紧急仲裁员裁判认定为仲裁裁决具有较大的障碍，因而无法在仲裁裁决执行机制之内解决紧急仲裁员裁判的执行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否执行紧急仲裁员裁判存在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论证思路。沿着这两种论证思路，产生了三种紧急仲裁员裁判的执行机制：分别是由“实质与影响说”中发展出来的美国执行机制、“契约性”强判定下的自我执行机制与“契约性”非强判定下的立法支持机制。前两种机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立法支持则有助于克服“契约性”判定的难题，形成统一有效的执行机制。我国当前的立法框架下，紧急仲裁员裁判并无强制执行的可能，短期内应该采取自我执行机制，长远来看则应该修改立法，取消法院对仲裁临时措施的专有管辖权，并借鉴香港缓和式立法，直接规定紧急仲裁员裁判的可执行性。

我国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之反思

随着紧急仲裁员制度纷纷被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和众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规则采纳,其适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一些知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受理申请紧急仲裁程序案件的数据显示其适用并未像该制度本身一样受到青睐。从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设立基础、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决定的权利来源以及决定自身的不确定性等角度来剖析原因,有助于我们理性分析其适用的必要性。我国现行立法和仲裁规则的特殊性直接影响紧急仲裁员规则的适用。在无法改变我国现行立法的前提下,适时考察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可行性替代措施也不失为一种新的路径。

国际投资仲裁中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

紧急仲裁员制度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已被广泛接受，但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发展才刚刚开始。由于ICSID及UNCITRAL的仲裁规则均未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紧急仲裁程序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的适用十分有限。尽管目前仅有六个在国际投资仲裁背景下适用紧急仲裁程序的案例，但它们已经体现了紧急仲裁员制度与国际投资仲裁间的一些冲突及潜在问题。本文基于对现有案例的总结和分析，探讨紧急仲裁员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中遇到的障碍与挑战，并尝试对紧急仲裁员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性问题之探讨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仲裁立法和许多国际知名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都对紧急仲裁员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紧急仲裁员的定义、紧急仲裁的程序性事项已经没有争议，但是绝大部分的国家并没有对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措施决定的强制执行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这一问题成为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的主要关注点。本文从国际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角度切入，对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性进行分析，认为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紧急仲裁员的决定的强制执行性问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的仲裁立法的确认。此外，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的仲裁立法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并保障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提出立法建议。

“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

近年来,国际上的主要仲裁机构适应时代发展创设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然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有效性却成为一个争议话题。众多学者关注《纽约公约》下的紧急救济的可执行性以及紧急仲裁员和国内法院在授予临时措施的并行管辖权的风险。本文认为,通过一项强制紧急救济的国际文书将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建设

"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广泛参与和响应。为实现与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国市场经济需要从引进投资,引入能源上下工夫,以实现自身繁荣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为己任。为有效的保证政策安全着陆,客观的处理利益与风险的关系,目前诉讼解决争议的方式逐渐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基于此,致力于实现法制和经济的双向融合,共同助力推进市场发展刻不容缓。

尽快设立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紧急仲裁员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新近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指仲裁一方当事人可以不需要等待仲裁庭组成,通过向仲裁机构递交申请,由仲裁机构任命紧急仲裁员来作出是否采取临时措施决定的一种紧急程序。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仲裁院均采用这种制度安排。结合我国的仲裁立法情况,对紧急仲裁员制度在我国适用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立与完善我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对策建议。

国际商事仲裁临时措施之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

在国际仲裁中,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作为救济当事方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保全证据、保护资产和维持待决裁决的现状。但在仲裁程序中以及执行仲裁裁决过程中,仲裁双方可能对指定仲裁员或者其他方面的事项存在大量分歧,争议不能快速解决,导致资产或证据很容易就会消失,如果获胜方没有在正确的时间获得必要的解决措施,他可能只会得到得不偿失的胜利。近年来,不同的仲裁机构旨在通过提供迅速和有效的准予紧急救济的机制,满足市场对商事仲裁的愿望,因此,国际上的主要仲裁机构适应时代发展创设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然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有效性却成为一个争议话题。众多学者关注《纽约公约》下的紧急救济的可执行性以及紧急仲裁员和国内法院在授予临时措施的并行管辖权的风险。

论HKIAC仲裁规则中的紧急仲裁员程序

被《环球仲裁评论》提名为2013年最佳发展之一的《HKIAC机构仲裁规则》是当今最现代、最全面的仲裁规则。其中,该规则的重要特点是规定了紧急仲裁员程序,为当事人在仲裁庭成立前寻求紧急救济提供便利。同年作出修改的《香港仲裁条例》授予了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救济措施以强制执行力。由于紧急仲裁员的权力和职责界定模糊、报酬计算方法单一和涉及第三人的紧急救济措施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将对以上问题进行逐一剖析,以期完善香港仲裁规则中关于紧急仲裁员的制度设计。

国际商事仲裁中紧急仲裁员的决定的执行性问题研究

紧急仲裁员制度为当事人在仲裁庭组成前获得紧急救济提供了新路径,已得到重要国际仲裁机构的广泛采纳。然而,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因缺乏终局性难以通过现有的国际公约以及国内法的规定在国外得到认可或执行。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紧急仲裁员的决定无法在中国得到执行。中国的《仲裁法》需要进行修订以适应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新发展。部分仲裁机构已率先采用紧急仲裁员制度,但其成效仍待检验。另外,仲裁机构应尽快完善仲裁规则中'紧急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等实体标准以便对紧急仲裁员作出具体指引。

紧急仲裁员制度程序论

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中新兴的一项制度,紧急仲裁员制度不仅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还能为仲裁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商业交往日益密切,仲裁制度广泛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情形也越来越多,因此建议我国立法纳入紧急仲裁员制度。就紧急仲裁员这一制度而言,当事人未约定排除紧急仲裁制度的适用是其适用的前提;裁令适用范围应包括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为了更好地发挥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功能,紧急仲裁员发布的临时措施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在紧急仲裁程序中,应赋予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权利。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完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以下简称《自贸区规则》)规定了紧急仲裁员制度,在适用该制度时,应注意考察当事人利益平衡、申请人仲裁胜诉可能性等因素,并遵循自动适用、不碍司法、不涉第三方、利益平衡等原则。紧急仲裁员应具有与普通仲裁员相同的法律地位,应保证审理程序高效、维护当事人程序权利、按规定及时退出仲裁程序,并有权发布财产或证据保全、要求作出或禁止一定行为以及其他临时性保全措施。紧急仲裁员裁决应具有执行效力,其命令和决定如处理了实体争议且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也应具有执行效力。我国《仲裁法》应赋予仲裁庭发布临时保全措施的职权,明确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并丰富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类型。《自贸区规则》应规定选择退出机制,并注重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紧急仲裁员制度研究

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确立了紧急仲裁员制度,在临时措施领域有诸多创新。紧急仲裁员制度快速高效,可引入商事仲裁中弥补不足;紧急仲裁员发布的临时措施可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承认与执行;在具有高效经济等优点的同时,紧急仲裁员制度中仲裁员选定、单方面临时措施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紧急仲裁员制度有助于仲裁发展,我国仲裁立法应相应改进,支持紧急仲裁员制度。

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本土化构建

紧急仲裁员程序为国际商事仲裁中涉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需要有效及时的保护。美国、瑞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相关制度,而我国对此尚存制度空白。但我国具有逐步丰富的理论支撑,可供借鉴的制度资源以及司法实践也对填补权利保护的漏洞提出了现实要求。同时,构建紧急仲裁员程序需要具备宪法学、诉讼法学和法哲学上的理论根基,并具有实现程序正义和经济效益的价值。为此,可从紧急仲裁员的定义、资格、指定、权力、义务、责任、刑事责任以及紧急性临时保全措施裁令的作出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