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行政:非常状态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现代社会已然成为公共危机高发的风险社会,对突发公共危机的高效处置是现代政府的法定职责。作为专务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公共行政模式,紧急行政是在特定的突发事件出现之时,有权机关展开识别和研判,并决定进行社会情境切换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的应对策略和治理手段。紧急行政涉及情境、制度和行动三个方面基本要素,即突发公共危机诱发了社会情境切换制度的运行,从而进入异于日常状态的、兼具事实性和规范性的非常状态,围绕紧急行政开展的公共行动也由此获得了出场的合法性。相比于日常状态下的公共行政,非常状态下的紧急行政的特殊之处在于任务的综合性、权力的优益性以及效力的时空性。基于此,应从情境转换机制、制度衔接机制以及行动协同机制等方面搭建和完善紧急行政的运行框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紧急行政程序论纲

紧急行政程序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特别的行政程序,在我国国家应急制度走向法治化的今天,理论界及实务界应充分关注紧急行政程序问题。域外的立法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行政程序的规范提供借鉴。实行紧急行政程序应遵循效率原则、公益原则、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具备一定的条件后可以启动紧急行政程序,行政主体在对危险的等级和类型识别判断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何种紧急行政措施,紧急行政程序中公民应当履行更多的法律义务,权利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对违反紧急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可以申请法律救济。

紧急行政决策法律制度初探

作为应急手段的紧急行政决策机制应坚持合宪性、最小侵害性和公益性为价值目标。我国紧急行政决策法律制度有待健全,有必要设立常设性的紧急行政决策专门机构,并完善立法,使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当运行。

论防灾减灾救灾的紧急行政程序

以传统行政程序法理论为分析工具,防灾减灾救灾行政程序重点是规划程序、信息公开程序、说明理由程序,三方面有不同的紧急行政权的规制程序,防灾减灾救灾紧急行政应当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标准。

建议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中设立紧急程序条款

本文从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角度探讨了完善紧急行政程序的现实意义,考察了若干国家行政程序立法中的紧急程序规范,提出了在我国行政程序法中增设紧急程序条款的具体建议。

论行政紧急强制裁量权基准建构

紧急强制作为行政主体排除紧迫状态,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应急管理措施有超越实定法之属性,其超法规性源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自卫权。紧急强制临场处置色彩浓厚,强自主性与强封闭性激增其“滥用”风险。倚行政裁量权基准之情节细化技术规范紧急强制,通过对适用条件、适用主体、适用法律的情节细化,剔除非必要性自由裁量,对必要性自由裁量加以可行性规范,平衡紧急状态的“破”和依法行政的“守”是多元化行政应急管理的一种新尝试。

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紧急行政”模式的法治优化

突发新型传染病疫情等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已构成国家治理的重大现实挑战。基于防范系统性公共危机而启动以"紧急行政"为主导的国家紧急权力,将可能成为应对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不得不作出的治理模式选择。检视非常态、极限化风险治理情境下行政主导危机应对全过程的"紧急行政"模式,目前面临法律条件不足、行政权力越位、司法角色偏移、守法合作困难和法治监督悖论等现实问题。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紧急行政"模式需依循应急管理的法治原则进行系统优化,从推进应急法制体系革新,加强"紧急行政"的自我规范、司法保障、守法激励以及法治监督等方面,构建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紧急行政"应对模式下的良法善治。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我国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现状、不足与对策研究

紧急状态法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行政紧急处置权的客观存在,并以一套不同于平常状态下的法律体制来规制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行使,使行政紧急处置权的运作始终不能偏离宪政国家的法治轨道。通观国内及国外一些国家的立法状况和前期研究成果,以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相结合的视角,在界定行政紧急处置权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紧急处置权法律控制,提出其具有立法层次不高、享有行政紧急处置权的主体不明确、行使行政紧急处置权的程序不完备、行使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救济途径不完善等不足,相应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紧急处置权法律控制的一些构想。

行政紧急程序初论

在应对紧急状态时,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遵循紧急程序成为必须。行政紧急程序是一种非常程序,具有独特的特征,然而并非法外程序,有其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各国关于行政紧急程序的立法分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两种模式。我国行政紧急程序制度应当在克服原有程序缺失、单一、专断的缺陷,权衡公开、公正、效率等因素基础上,加以合理建构。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合法性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有其必要性。从法治的角度出发,唯有用尽现有法定措施和具有"更强理由"的条件下,方可行使行政紧急权。我国目前关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制现状对于我国未来的立法选择留有很大的空间,整合现有法律,充分调动现有法律的可用性,同时,在法律的衔接和制度设计上借鉴西方并修改完善,是行政紧急权合法性的要求和着力方向。

“融贯论”下的行政紧急权力制约理论之新发展

行政紧急权力的现有制约理论对于遏制行政紧急权力的滥用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为现有制约理论不是针对行政紧急权力的特有属性来设计制约机制的,没有将整体论贯穿彻底,也未能从行政紧急权力的内部构成要素入手来研究对它的制约机制。"融贯论"则是从行政紧急权力运行的内部规律及其与其他权力(权利)相联系的方法论之下来研究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制约的新思路。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的重新认识,"融贯论"既要求从整体上来制约行政紧急权力,又要求从要素角度来制约行政紧急权力,以便形成一个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多层次、全方位和系统的制约体系。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关于行政紧急权力的讨论

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紧急权力的讨论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行政紧急权力的含义，二是行政紧急权力的理论基础与运用原则，三是关于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制制度。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限制与保障

法治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能说明一个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紧急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公共利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同时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决定了行政紧急强制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限制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有必要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和原则,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完善我国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保障机制。

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力是政府应对紧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 ,但行政权的强化是一把双刃剑 ,行政紧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本文在分析法律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现状 ,就如何具体规制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提出了建议。

试论行政紧急权力的程序控制

在应对紧急状态时,必然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把行政紧急权力纳入法治化的程序控制是一种有效途径。各有关国家行政紧急权力的程序立法大体分两种模式。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的程序制度应当在克服原有程序缺陷,权衡公开、公正、效率等因素基础上,加以合理设计。

论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

行政紧急权具有集中性、扩张性、程序的简化性三个属性。因此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对行政紧急权力的规制变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行政紧急权的属性予以分析,阐明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法治应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更确切的说,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

评述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控制

紧急状态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因而行政紧急权力的动用在特定情况下也就同样不可避免。但是何为行政紧急权力,为什么要控制行政紧急权力以及如何控制行政紧急权力,这些关乎行政紧急权力有效运行的重大问题,伴随着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学者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基本属性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行政紧急权力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和控制路径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控制是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