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威慑”与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

“累积威慑”是多隆·阿尔默格、托马斯·瑞德等学者基于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历史实践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对敌人每次挑战均给予回应”和“通过不断胜利塑造实力强大的形象”是影响“累积威慑”成功的条件。但它没有充分呈现出“累积威慑”所蕴含的动态性、过程性特征。鉴于此,本文引入“学习机制”予以修正。就“累积威慑”的机理而言,埃及、叙利亚等国在战争互动中,不断更新对以色列国家实力与威慑决心的认知。1948年至20世纪80年代埃以关系的演变表明,当埃及、叙利亚等国意识到以色列存在实力优势且威慑可信度高时,“累积威慑”会发挥效用;而当这两个条件不同时具备时,“累积威慑”则难以发挥效用。

以色列安全战略中的累积威慑析论

累积威慑是研究以色列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累积威慑可被视为“惩罚性”与“拒止性”的统一,并依重视程度不同分为“重惩罚”“惩拒并进”“重拒止”三种形态。以色列传统的“重惩罚”模式在威慑阿拉伯国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应对非国家行为体威胁时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二次“因提法达”后,以色列的累积威慑形态由“重惩罚”向“惩拒并进”转变,防御的高价值性得以突出。总的来看,威慑模式提升了以色列应对各类威胁的能力,但当前的“惩拒并进”模式无法真正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安全问题。以色列追求的是所谓“犹太民族的绝对安全”,坚持军事安全优先,过度依赖军事解决方式,其威慑效用仍是周期性的,具有有限性。在可预见的未来,“惩拒并进”很难转向“重拒止”模式,这是常规力量“可竞争性”与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前,持续数十年的巴以冲突仍未根本解决,“两国方案”举步维艰,巴以和平十分脆弱。如果以色列想要实现真正的持久安全,就必须在约束其军事手段使用的同时,积极参与新一轮中东和平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