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投票制强制执行能否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累积投票制强制执行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股权自由现金流水平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累积投票制强制执行政策能够显著抑制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该政策能够促使上市公司累积投票制的实施,并通过制衡机制、抵御机制及预防机制改善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自由现金流水平越高的企业,累积投票制强制执行越有效。因此,累积投票制强制执行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应予以坚持并进一步推行。

对累积投票制的强制性规定有效吗?

200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的上市公司选举董事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并将这一制度写入公司章程.这条强制性规定是否有效地发挥了治理掏空的作用?基于2001年前上市的966家在章程中写入了累积投票制的公司样本,运用2002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些公司在章程中写入累积投票制前后掏空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章程中写入了累积投票制后,掏空程度显著下降.但这一治理效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样本中最强,而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样本中显著减弱.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累积投票制的治理效应强于国有上市公司.直接制约掏空的改革措施出台后,累积投票制的治理效应减弱.从研究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以持股比例30%为分界点进行的强制性规定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随着直接制约掏空的改革措施出台,累积投票制的强制性规定已不适用于当前的制度背景.

关于我国累积投票制的反思——基于××公司董事选举决议无效的案例分析

由于我国关于累积投票制立法上的缺陷,使得累积投票制实质上被架空,预期作用被抑制,反而成为股东争权夺利的焦点。在实际操作中,它更有可能被大股东变相规避,沦为大股东掩饰公司表决结果实质不平等的工具。累积投票制对于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用的发挥,仍有待我国公司法律制度、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具体操作规则的规范。

累积投票制、利益侵占与公司绩效

基于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累积投票制、利益侵占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采用累积投票制后比采用之前的绩效要好,而且利益侵占程度显著降低;利益侵占程度是累积投票制影响公司绩效的中介变量,即采用累积投票制的公司降低了利益侵占程度,而这一治理效应提升了公司绩效。

公司治理模式下累积投票制的作用、问题与改进方案--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美、英、日、德、巴西和中国台湾地区累积投票制的实践经验表明,公司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各国(地区)是否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的实施细则和作用的差异:英美模式下累积投票制作用有限,实施细则具有差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德日模式下作用更加有限,实施细则跟随美英,流于形式;而家族模式下的作用则因股权结构而异,为中小股东赋权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且立法模式偏好"强制式"。就我国而言,在控股股东和内部人对公司控制力较强的背景下,目前累积投票制存在以下问题:作用有限、强制实行的阈值过高、缺乏前置程序和事后保障程序、董监分别选举、董事会规模较小、容易成为恶意并购的工具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对控股股东行为进行直接约束,降低强制实行累积投票制的阈值,为股东赋予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和罢免权,降低中小股东选出代言人所需的股权集中程度,防止累积投票制成为恶意收购的工具。

解读公司累积投票制效用之假设——基于对我国《公司法》第106条的分析

制度设计均有相关假设以作为其效用发挥的基础,并需尽可能避免意料之外的后果的发生。新《公司法》确立的累积投票制也不例外。累积投票制虽利于制衡控股股东滥用控股地位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但该制度只是为中小股东选出代表他们利益的管理者提供了可能。围绕该制度效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在很多方面夯实假设的基础:相关制度安排既要防范假设的前提被蛀空,也要尽量避免不利后果的发生,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从两个公式看累积投票制的适用

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份公司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可实行累积投票制,原意是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然而从两个简单的公式即可看出累积投票制的实施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我国累积投票制度的反思——兼评《公司法》第106条之规定

新《公司法》第106条增加了累积投票制的规定,本文立足于该制度之立法宗旨和运作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股东投票权行使过程中的经济抉择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实践效果的分析,指出累积投票制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实现股东平等方面的内在缺陷及实际运行中的不足。

论新公司法之累积投票制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利弊与完善

本文在对原《公司法》与新《公司法》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就新《公司法》关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几项重要举措之一——累积投票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述,根据新《公司法》增设的累积投票制度虽然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之主旨,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的完善。

论人大代表选举中累积投票制的构建--一个理论上的探讨

对少数人的权利的关注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宪法学理论中一个持久的话题。其中,如何让占少数地位的选民表达出他们的意志是选民、制度设计者和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05年,累积投票制被引入到我国的《公司法》中作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工具制度,给我们以启示。本文构想将累积投票制引入到我国的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以此来构建人大代表选举中对占少数的选民之利益的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大的选举制度。

论公司法上累积投票制在我国的适用

尽管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6条规定了累积投票制,但因其采用了许可式下选入式的立法模式,加上累积投票制自身的局限性和《公司法》缺乏与累积投票制相配套规定的制度缺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抵消累积投票制积极意义的错误做法,在我国累积投票制的积极作用已然被消解。在现有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操纵董事人选,并进而通过董事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现状不可能通过第106条这一个孤零零的累积投票制法条而得到质的改善。累积投票制在我国要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配套规定的完善。

论我国累积投票制的立法模式选择

在现代公司法中,累积投票制逐渐从强制性规则向任意性规则演变。我国公司法将累积投票制设为任意性规则顺应了这一立法趋势。但是,将累积投票制设为赋权性规则是不妥当的,累积投票制应为缺省性规则。

累积投票制之本质新论

累积投票制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司在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集中使用。而每一有表决权的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实为累积投票制与直接投票制的共同点,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表决权的使用方式不同。

累积投票制下中小股东的投票策略

从微观层面入手,借助博弈论等数学手段还原了累积投票制作为一种议事规则、决策工具的本质属性,并结合具体的例子分析了累积投票制下选举博弈的纳什均衡实现路径,以帮助投票的参与各方(尤其是中小股东)加深对这一制度的理解,优化决策行为。

“双刃”累积投票制

国有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优化股权结构，强化中小股东的参与治理，使董事会成为有效的团队。累积投票制作为实现股权平等，实现中小股东参与公司高级管理者选聘的治理机制，由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予以明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的上市公司在选举董监事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具有选举董监事时将表决权集中使用的权利。随后在2005年与2014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累积投票制给出了纲领性的规定，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

论我国公司法中的累积投票制

为了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新《公司法》增设的累积投票制度,虽然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之主旨,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的完善。

国内上市公司实施累积投票制度有效性研究

本文通过对目前监管部门正在国内上市公司推广的累积投票制度的实 施状况进行研究,从该 制度起源、产 生背景、演变历史着眼,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现状,深入分析上市公司实施该制度的有效性。并对该制度的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提出了的见解,旨在寻求发展完善该制度的对策。

试论我国公司法中的累积投票制

以往对于我国是否需要在立法中建立累积投票制一直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同时对于累积投票制本身是采取强制主义立法或许可主义立法也没有定论。2005年新颁布的《公司法》以许可性立法模式确认了这一制度。虽然累积投票制相较于小股东行使直接投票权有着明显的优势,但由于其有着自身的制度缺陷及失效之处,为了使之充分发挥作用,仍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投资者利益保护与累积投票制

本文分析了累积投票制的基本原理,并对大股东利益侵占、内部人控制与最优股东投票制度进行了描述,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角度考察股东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分析了累积投票制在写入上市公司章程之后的短期市场反应和对公司长期绩效及治理水平的影响。通过事件研究法和差分回归方法,本文发现在上市公司宣布将累积投票制写入公司章程的[—7,1]天窗口期内,其股价将产生0.4%的累积平均超常收益(年化约为11%)。从长期的影响来看,累积投票制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和投资者单位投资所取得的回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绩效的提升来自更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将累计投票制写入章程可以提高实际使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概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改变股权结构,提高董事会任命的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同时,上述公司治理的提升将从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