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

绅权视阈下晚清天主教传播境遇的地域之别——以皖南和皖北的比较为例

太平天国战争后,天主教士主要沿江在皖布道,由南而北依次建堂,使得安徽的天主堂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图景。但作为乡土权威的绅士阶层,由于在皖南单位人口中的数量是皖北地区的数倍,所以两地绅权形态迥然相异,皖南属于绅权强势型社会,而皖北属于绅权弱势型社会。正因如此,天主教在两地的发展境遇相去甚远,两地的绅教和民教关系也大相径庭。天主教在皖南受到绅权的有力约束,教友数量增长缓慢,民教关系较为疏远。反观皖北,由于绅权涣散无力,天主教士不仅染指绅权失位的权力空间,而且还承担部分绅士之责,成为民众依附的权力对象,民教关系反而较为亲密。

网红街区的缙绅化:媒介时代城市景观的形塑与生产

社交媒体的广泛介入,使城市漫步(citywalk)成为在现实与媒介中同时展开的双重实践,依托参与式的地理媒介生产,可供漫步的网红街区被诱导着呈现为表皮主义的景观形塑,由此构造出城区缙绅化在媒介时代的新模式。

创意城市与缙绅化陷阱

当下,“创意城市”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不少城市的发展方向。然而对这一舶来概念,国内学界鲜见理论剖析与批判。事实上,“创意城市”概念起源于西方,其实践早于中国,但也先行遭遇“缙绅化”的瓶颈。这一窘境折射出具有乐观色彩的“创意城市”概念亟须增补批判的维度。城市与创意绝非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城市变革在推动“创造性”普及的同时,也矛盾性地为精英阶层垄断提供了助益。这一颇具张力的关系在现代时期体现为雅俗之间的分立,在当代则表现为文化杂食与单食的对立。

清代中后期甘青边地的市场、权力与基层社会

清代中后期,甘青边地的社会逐渐呈现出地方寺院、绅商和官府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与竞争态势。嘉庆、道光年间,朝廷基于战略考量建构起的一套理想贸易秩序蓝图,尽可能地覆盖贸易的每一个环节。在此框架下,官府、不同商业参与者与地方人群在贸易领域长期的利益博弈,促发一种新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出现。寺院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广泛介入各类资源的竞争与争夺;绅商群体依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也在资源领域与地方寺院展开不同形式的合作与竞争。而州县直接统辖地区与厅属口外地区不同贸易形态的演变,也反映了同一王朝统治下的不同政治策略、贸易体系中的各种权力、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镇峡寨巡检司沿革及其职权变迁

广西恭城的镇峡寨巡检司,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设置,清光绪末年裁革,共存在530多年。镇峡寨巡检司最初驻扎于湖南永明与广西恭城交界处的镇峡寨(今恭城龙虎关),后迁驻至恭城北乡常家村,其职能不断泛化,除了行使防卫地方治安的基本职权外,还逐渐将职权范围扩展至兼管地方水利及驿站,收取田租,派征差役以及参与一定范围内的司法诉讼,经理地方粮仓等事务上。这种职权上的变迁,是皇权在基层社会的延伸,体现了皇权、巡检司与绅衿集团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以降乡村绅商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功能——以湖北羊楼洞雷氏等家族为例

湖北羊楼洞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清以降 ,当地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刺激了传统士人弃儒经商 ,因而在羊楼洞形成了一个以业茶为主的绅商群体。他们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女堂倌与晚清上海社会新论——以“周小大案”为中心

＂周小大案＂是在晚清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一起法制事件。虽是女性涉足公共领域的个案,但在当时却颇具普遍意义。官方以维护传统风序良俗为旨,予以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查禁;绅商群体为维护商业利益,成为政府查禁举措的施压者与协助者;传媒《申报》也对此类事件给予法制化叙事,成为官方法制举措的赞同者与绅商向官方禀请查禁的传声孔道;传统性别文化则成为将官方、绅商与传媒联络与共的价值基础。这一＂小事变大案＂所蕴含的内在机理与深层意涵,有助于深入认识晚清上海社会。

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维体系

明清之际,中国绅士的条件和地位得以逐步地固定下来,随之,在政治体制中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绅衿支配。随着幕友阶层队伍的扩大和游幕制度化,在清代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轮廓较清晰的官僚、幕友、胥吏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三维体系。在“异族”统治下,这种隐性的绅衿支配体系虽然伴随着许多弊害,但在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相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 ,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 ,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 ,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 ,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 ,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 ,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 ,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 ,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 ,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 ,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

清初抑绅权。此后的二百余年里,在籍绅士居于国家权力的规范之下,大半都不再有搅动地方的力量。迨太平天国起东南,地方官以守土为责分,从而不得不以募勇筹饷为要务。但募勇筹饷都要由绅士来承担,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又成了国家权力重新扶植绅权的过程。随后五十年,被扶植起来的绅权一面同官府合作,一面又在伸张和扩张之中同官府颉颃。而当灌入的西潮催化社会嬗蜕之日,这种古老的东西又获得了原本所没有的新义。

历史变迁语境下的乡绅概念之界定

知识、财富和身份是构成乡绅概念的三大核心要素。从明清至民国中期,这三个要素逐渐发生演变。知识要素从明清时期的功名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识,此为表层的显性要素。财富作为乡绅概念的更深层次要素,是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物质基础,且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绅商对流,财富要素的比重有所上升。身份是乡绅概念的根本性要素,明清时期的乡绅为建构一个乡村共同体而扎根于乡土,在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中谋求一种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状态,但清末以降,绅权的乡村根基转为国家授权,而乡绅"劣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话语,民国中期以后则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乡绅。

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

张謇系近代中国博览事业的开拓人之一 ,但过去对张謇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述不多。本文从张謇对 1 90 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1 90 6年意大利米兰渔业赛会、1 91 0年南洋劝业会的参观和参与 ,以及创办南通博物苑等活动 ,具体说明张謇在推动中国近代博览事业方面的巨大贡献及其对举办近代博览事业的思想主张。本文认为 ,张謇所从事的近代博览事业 ,不仅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且是观察张謇之近代“绅商”、“儒商”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绅权与中国乡土社会:鲁迅《离婚》的一种解读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

在徽学研究的论著中 ,对于徽州绅商在徽州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的学术关怀似乎稍嫌不足。徽州因山多田少 ,从外输入粮食又常遭受邻县遏籴 ,徽州文书《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就记载了晚清时期因为“遏籴”而分别发生在歙县和淳安 ,以及祁门和饶州之间的粮食运输纠纷。本文以邻县遏籴为切入点 ,以“歙案”和“祁案”为主要资料探讨徽州士绅和商人群体在晚清徽州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商之间的关系。

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

得益于漕运、海运等长途贸易和长芦盐业,天津在清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与隶属官、军两籍的明代移民不同,清代移民多是以经商为目的。经济利益与城市生活将这些居民联结成一个新的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皇权·绅权·族权——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截然不同,由此生发出迥然不同的两类国家模式。在中国式家国同构的拟血缘国家中,皇权、绅权与族权都是血缘群体共有制的产物。三者的同构性在于:它们都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祖权的制约——都必须遵守群体利益至上的祖宗成法。因此,三者的关系,绝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个体私有制上"公共权力"与"个体私有权"二元对立的分权关系,而是父家长专制集权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乡治与西方的自治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绅权也并非是国家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