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与遮蔽:清代史料对张缙彦流徙宁古塔案的叙述

顺治十七年张缙彦流徙宁古塔案的性质是结党案,案件本身也是党争的结果,但在史料中却具有文字案和结党案双重表象。该案的结党性质在《世祖实录》中被回避性叙述策略隐藏后,乾隆朝纂修《贰臣传》时已不能发现。撰于康熙朝的张缙彦书信、行述、墓志铭中对该案的结党性质更是讳莫如深,直接把该案叙述成文字案。清代官、私修史料在叙述该案时都回避了汉臣结党及党争问题,从而对该案的性质判断产生了遮蔽。《世祖实录》中该案构成文字案的关键性证据经得住推敲,进一步增强了这种遮蔽的效应,这种遮蔽效应在纂修《清史稿》时就已产生直接影响。

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兼论包拯稳立宋仁宗朝之原因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榜进士。这一榜科举考试,与包拯同年登第者(即"同年")共1418人,其中成名成功者较多,文彦博、韩琦2人官至宰相,包拯、吴奎等7人为执政,在北宋历史上较为罕见。年长仕晚的包拯与其同年关系融洽,尤与其同年中高官者交往甚密、联姻结党。在朝中同年的支持、帮助下,包拯为官26年升迁27次,在斗争激烈的北宋官场中屹立不倒。包拯配合宰相文彦博、韩琦等排除异己,掌控朝政,以至于出现了天圣五年(1027年)榜同年长期执政的局面。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考课制三题

曹魏明帝时期,刘劭、傅嘏、杜恕及崔林都曾论及考课制度,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其中杜恕的观点是当时历史现实的折射。刘劭对制度的重视与他的思想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国孙吴张温案考论

孙吴时期的张温因为结党而遭到孙权禁锢,废黜终身。骆统为张温所作的申理,并没有能够否定孙权所定的结党之罪。选曹尚书暨艳自杀,是因为酷烈而遭到严惩。暨艳与张温所犯不同,本不应合案。张温的浮华乃是结党的同义词,孙权废黜他乃是东汉党锢的延续。孙权对结党问题始终清醒明察,这是张温禁锢终身的根本原因。

知人论世 重在事实——与王德普同志再商讨

本文就王德普同志《再议杜牧—兼致王西平同志》(以下简称《再议》)一文,写出自己一点看法,以求得辩清是非曲直,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促进学术发展 一、从《再议》给杜牧下 的政治结论说起 《再议》的第一部分认定杜牧是“一个被大量史料证明是言行万不一、结党营私的人,出于私心而攻击他人”。真是这样吗?且看事实。

论冯玉祥的“结党”情结

冯玉祥将军在戎马倥偬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的结党活动。这些活动深受旧社会中民间结社尤其是青帮的影响。但这些活动在他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冯玉祥将军的结党活动,对于展示他丰富多采的人生阅历和独特性格大有裨益。

系统整合与东林党争的必然性

东林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士人群体，他们参与了明朝晚期的党派斗争，结果一败涂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只是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东林党争的原由归之为历史局限或阶级性等等。本文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东林党争的“必然性”，首先分析了东林党人的政治意识，认为他们的结党意识极鲜明，这是他们参与党争的主观因素；然后本文又借鉴了系统整合理论和精英政治理论，分析了东林党人的政治定位，指出决定他们的历史宿命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同时这且是他们全部政治选择的必然结局。

尊经与结党:东林书院立教的具体形式及与复社的落差

东林书院思想大致在心—性—理的结构中立足于"性",利用其联络天人的特殊位格纠偏王学流弊,同时又致力于打通理学与心学两者间的藩篱,表现出强烈的学理总结的特性,因而影响巨大,成一时儒学之宗。书院立教的具体形式乃是"尊经",通过经典阅读展现完整而清晰的儒家思想史,并在其中建立起先贤与后学之间直接的联络,从而切实地绍继圣学,并将个体的涵养最终引导向终极本体的有效发越。而经典又使得学者对私有性的体认经验得以通过公共性文本进行交流,形成讲习之风,并在讲习经义的基础上自觉集群结党,以弘扬天道为职志,摒除现实中的邪妄。

顺治与清初满汉关系的调节

清顺治六年(1649)五月二十二日,尚未亲政的顺治帝殿试天下贡士,下诏策问道:“从古帝王以天下为家,朕自入主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或偶殊,畛域或未化欤?今欲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河道可为?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国裕,何遭可为?迩来顽民梗化,不轨时逞,若徒加以兵,恐波及无辜,大伤好生之意。

释王夫之的“清贞”

王夫之谈到唐开元年问的三位宰相;宋璟、庐怀慎、张九龄的时候,称他们是“以清贞位宰相”,提出了清贞这个全新的概念。过去人们讲清德的时候,常讲到的是清廉。廉是与贪相对来说的,其内函主要在经济领域。这是一个人们熟知的常用概念、而清贞却很少有人讲到它,显得陌生。但它确是个很有意义的概念。

党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优良的传统作风。为了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建国以来党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推进当前工作和四化建设,在党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加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严嵩与朝代政治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新余市历史学会、江西省分宜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联合举办的严嵩与明代政治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6日至19日在严嵩家乡—江西省分宜县召开,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著两部,论文近三十篇。兹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与会代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应以忠、奸作为标准,而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针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以求得公允的、客观的评价。

大选前的印尼政局

今年6月以来,印尼朝野双方围绕民主党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并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流血冲突。 外电评论称,这是各派政治力量为争夺明年大选中的有利位置而进行激烈斗争的预演,随着大选的临近,这种斗争势必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一、执政的专业集团与民主党内反对派之间的较量将持续不断。 根据印尼宪法规定,合法政党只有三个,它们分别是执政的专业集团,在野的建设团结党以及民主党。由于建设团结党的领导大权一直掌握在亲政府的伊斯迈尔·哈桑手里,因此。

25 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是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立足于党的现状提出的一个富有远见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的领导不断自我改进和完善的发展史,是一部充满斗争,挫折和危难而又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党不是等到完全成熟才领导革命,而是在坚持革命领导权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自身的.坚持和改善是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辩证过程.坚持是改善的前提和基础,改善是坚持的强化和保证.离开坚持谈改善,必然会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走上背离党的领导的邪路;离开改善谈坚持。

浅谈党的干部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德才兼备,是我党历来所坚持的用人标准。过去,我们党正是领导着一支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理论联系实际、勇于献身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引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巨大成就。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处于低潮、敌对势力加强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之际,而我国又面临着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及新老干部交替的关键时期,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认真总结党在用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非常重要。

我国古代的官吏回避制度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抑制官吏们结党营私,清除腐败,逐步建立了官吏任用回避制度。一、地区回避制度。我国封建社会许多王朝都主张“易地做官”。广泛流传的“千里做官”一语,就是实行回避制度的真实写照。汉代的“三互法”就是禁止婚姻之家及两州人相互为官的单行行政法规。《后汉书·蔡邕传》写道:“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在隋以前的八百年间,县的副长官县丞和负责治安的县尉,一直都是由本地人担任,只有首都附近地区兼用外地人。到隋代则规定:“尽用他郡人”。这是地区回避制度的开始。唐高宗时。

行事为人要与圣职相称

腓立比书1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圣职人员是从信徒中拣选出来为神工作的人,他们工作、行事为人要与圣职相称。

顺治丁酉科场案背后的朝局纷争

顺治丁酉科场案的背后,充斥着南北党汉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于新生政权来说,整顿晚明以来的官场积习,重振科场、士子风气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顺治帝杀伐果断,处置严酷,实乃宽严相济的帝王之术,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广大新科举子摒弃"师生"意识,强化自己"天子门生"的思想观念,加强朝廷对士阶层的提控力度,意图杜绝新科举子结党行为的发生。针对汉官团体中业已形成的朋党局面,顺治帝在科场案的处置上有意控制南北党势力的平衡以稳固皇权。科场案在无形之中滋长了告讦风气,从而对士人的心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顺治帝在科场案中的严刑峻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员的朋党行为,伴随着政治氛围的缓解,官员在保举中的结党行为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与顺治帝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