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

在明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 ,在强烈的经世意识的驱使下 ,聚集松江 ,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对时人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明经世文编》的编纂 ,出现了一个颇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编纂群体——主要成员均为江南松江人士 ,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 ,多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 ,并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通过对该群体的构成及其活动的考察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明经世文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以及时人的经世意识 ,并从一个侧面审视那个时代 。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

自从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于１８２６年刊行后，到民国初年止，竟有１９种仿《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问世，形成了独特的经世文编现象。经世文编代表了一种著录形式的创立，具有体例精善，搜罗美备，注重时效的特点。经世文编一续再续的内在思想动力源自中国传统的交易思想。贯穿于经世文编的思想主旨是传统必须变革。经世实学的致用性使经世文编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开放性。经世文编宣扬的经世之学“政详学略”，究其本质而言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清朝前中期仕人的生态思想——以《清经世文编》为中心

清朝前中期,经济核心区的生态环境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空间,仕人们的生态思想以利用为主,兴修水利及保护湿地、建设林业、兼植五谷都体现出土地产出最大化及规避风险的目标。边疆地区已直接面临生态危机,在自然环境相对敏感的地区涌现出生态保护思想,保护森林已提上地方政府的工作日程。部分仕人朝现代科学方向前进探讨生态思想,但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不够强烈,对宏观生态系统缺乏全面了解,对林业价值的认识也不够全面,生态保护仍处于自发阶段。

《皇朝经世文编》与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勃兴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是经世派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它能够借着漕粮海运的东风引发连锁反应,证明改革成为时代诉求、第一代经世派已初步成型。他们试图以实政为载体,重新确定儒学的经世内核,向乾嘉以来埋头考据、不问世事的学风发起总冲击。魏源既不选入烦琐考证文章,也不选入空谈心性文章,而将是否符合经世之义作为最高评判标准,隐含着破除门户之争、实现儒学统一,进而挽救清朝统治危机的深层用意。《皇朝经世文编》虽然整体上属于旧学范畴,但已显露出较为明显的防外患意识,尤其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萌芽。西学被逐步纳入经世范畴,而经世的内涵,则因西学的引入最终发生质的改变。

《皇朝经世文编》“刑政”门中的法律文献

清道光年间,魏源、贺长龄师华亭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吴江陆燿《切问斋文钞》之意,参考《大清会典》“以官统事,以事隶官,提纲挈领,治具毕张”的编纂方法,纂成《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8门类,“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皇朝经世文编》刊布后,风行海内。

“经世文编”现象原因探究

“经世文编”现象是晚清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社会转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 ,是“经世文编”现象发生的社会政治原因 ,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选择是发生的文化动因 ,编辑者的思想文化素质及主观努力是其发生的主观成因。

贺长龄、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经世派兴起之宣言书,它的成书,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是魏源的贡献,甚至避而不谈另一核心人物贺长龄。但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思想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物质条件、贺长龄本人的看法及后人的有关论述等方面来看,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成书上,贺长龄做出了比魏源更大的贡献。

从自强到自省:近代中国历史的文化取向——聚焦于“经世文编”演进脉络的一个思考

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新政到戊戌新政乃至革命重建,在“师夷”的历史惯性中一路求变,形成了中国历史选择的路向,绘就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取向的基线。道咸以及同光之后“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以至新编踵起接续,从一个“切面”具体而真切地标示了文化演进的趋向。民国之后,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选择为之一变,与当初求西学以自强的诉求相反,开始诉诸于文化自省,以建设本位文化为取向。由《民国经世文编》呈现出的这一文化取向的变动,着实代表着一代文化人的自觉与反省。这一历史方位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提,也是30年代之际“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争高潮的基石。

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嘉庆道光年间，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对远离现实的乾嘉考据学发起了猛烈的批评，开始转向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勃兴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广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前经世致用社会思潮还缺乏系统性，但仍不乏明确的指向，这就是：（１）批评时政，揭露矛盾；（２）重视民生。

从《皇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论陈子龙的编辑思想

陈子龙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是一部“治乱攸关”的政书和“治国制度型的经世文编” ,以编书资治来挽救明末社会危机 ,反映了陈子龙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 ,在编辑方法上采用主编负责和集体选辑 。

《皇明经世文编》编辑思想浅论

《皇明经世文编》是明末编纂的一部大型文章总集,虽编辑时间短,但卷帙宏富,内容浩繁。《文编》的成功编选,体现出丰富的编辑思想,主要表现为:集体选辑的编辑方法,经世致用的编辑目的,徵实详备的编辑原则,以人为纲的编辑体例,为后人的编辑活动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几社的政治化与《经世文编》的编纂

东林党议影响下的晚明文坛,党社一体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特征。几社以六子起家,初始以举业为标的,进而追求实现经世致用的实学理念,文学成就与政治活动互相声援,形成几社立社之本。《经世文编》的编纂是其政治活动以文学为基础的鲜明体现。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与图书编撰思想

文章在分析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渊源基础上,着重论述该书中蕴含的图书编撰思想,以期对今天图书编撰工作仍有借鉴作用。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以《皇朝经世文编》为中心

《皇朝经世文编》中的文章主要从弃留、地理海防、治理等各个方面对台湾问题进行讨论。这些学者、官员基本能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来提出合理建议,并且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这对保持台湾的社会稳定,开发、发展台湾,加强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都有积极作用。

《皇朝经世文编》中的海防思想

《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三年间的经世文章二千多篇,共一百二十卷,反映了此时国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关于海防思想内容主要包括总结历史上的海防经验,介绍沿海地理形势及对海外诸国的认识,还有应对海寇的措施等等。

试析《明经世文编》的编纂特点

《明经世文编》是陈子龙等为解决崇祯年间的社会问题而编纂的,选取的都是明朝洪武至崇祯初的朝臣的文章。为了更好地为当政者提供有关治乱兴衰的经验,陈子龙等广泛地搜集各种足以资世用的文章,且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也都选录。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明朝的大小官员,尤以阁臣为主,而文章的体裁,绝大部分是奏疏。

清中叶以降经世文编体中“学术”类目之演变

乾隆时陆燿所纂《切问斋文钞》以“学术”为首,所选文章都切关人心和世风。道光年间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继承了《切问斋文钞》以“学术”为首的做法,并明确提出了以“学术”为纲。其后,各种续编之作继起,而“学术”类目地位则不断变化,从“居首”到逐渐被置后,有的编目甚至直接取消了“学术”名目。考察清中叶以降经世文编体中“学术”类目的变化,可见学术与世风之演变。

近代“经世文编”赓续潮流述论

自魏源代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以后 ,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潮流。这些经世文续编传播的“经世之学”构成了因时而变的有机序列 ,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工具性。各部经世文续编基本上保持着体例结构和求变趋向上的相对稳定性。这些经世文续编所载“经世之学”均未脱离传统经世实学的轨范 ,西学则被经世文续编借用来强化其“致用”性。因此 ,这种“经世之学”就无法与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画上等号。经世文续编所代表的传统经世观含有“道德理性”成分 ,讲究价值和目的 ,同西方近代“工具理性”纯粹讲究手段的有效性颇有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