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通礼思想——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经传释词》“为”字条辨析

《经传释词》在虚词研究上的贡献和不足,前人多有论述,但对其中的义项和例句,则缺乏全面详细的辨析。本文选取其中义项较多的“为”字条,对其义项和例句逐一进行检视,观察其例句的分析是否正确,义项的设立是否合理。文章认为“犹用也”“犹使也”“犹则也”“犹与也”“犹有也”五个义项是不能成立的;“犹于也”“犹谓也”“语助也”虽可成立,其中部分例句分析有误。文章还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犹将也”“犹如也”“语助也”三个义项的来源。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以傳附經文本之起源與形成

孔穎達謂以傳附經始於馬融《周官傳》,由此分判西漢以前經傳分離,東漢以後經傳合一。以孔説校核《漢志》和熹平石經,似亦吻合,故成爲唐以後定説。然若考察傳自先秦之諸子文本和七十子後學篇章,放眼出土文獻,便可發現,以傳附經,期省兩讀之便,其形態可追溯到《管子》、《墨子》形成之時,至晚在戰國中期已有萌芽。縱觀先秦經傳合一之形態,緊接經文連抄者:有的已成爲經文的一部分,簡短的解釋變相成爲正文訓詁;有的經文、傳文雖分爲兩篇而篇名相關相連;有的一篇之中前經後傳,前後接續解釋;有的則將傳文直接插入相應經文下,猶如漢魏之經傳合一文本。種種形態各異的經傳關聯文本,都顯示出人類求便心理,爲漢及漢以後經傳合一的文本所取代。

变文生成年代辨证

过去有学者依据文献中较早出现的“变文(变)”,认为变文形成于唐高宗时期乃至于唐前,细分则大致有“东晋说”“梁代说”“唐高宗说”等。实际上,相关讨论所引文献中的“变文(变)”并非文体概念。变文的出现和定型固然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但目前所见唐玄宗朝之前文献中出现的“变文”皆与敦煌藏经洞中所出的变文无关。结合相关文献中的记载可以推定,作为转变伎艺书面化产物的变文形成于八九世纪之交。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无传”之经论析

“无传之经”乃《春秋》经传文本中客观存在的部分,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无传之经”的阐释集中显现了杜预个人的解经特色与解经立场,其对“无传之经”的判定呈现出个性化的标准。文章在全面统计杜预标注“无传”经文的基础上,厘清杜预对“无传之经”的界定,分析其阐释“无传之经”着重涉及的各方面内容,并结合杜预所处历史背景,探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阐释特点与立场。

《古乐经传全书》成书始末考

《古乐经传全书》是湛甘泉和弟子吕怀二人合著的书籍,意图重新建构亡佚已久的《乐》经。然而目前学界对其文本的形成时间和过程并未进行深入的考察,仅仅将其简单地定为嘉靖二十三年成书。通过对《古乐经传全书》的全面考察可知,其与吕怀的《律吕古义》有密切的关系,二书之间的分合关系直至嘉靖三十三年方才完全厘清。其中的缘由来自于湛甘泉对于《乐》经的态度,即“经本度数,传明义理”,确考《古乐经传全书》的年份有助于推进对湛甘泉的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研究。

黄道周《缁衣集传》版本考

明末黄道周所撰《缁衣集传》,是现所见仅有的疏解《礼记·缁衣》篇的专著。明崇祯年间刻本很有可能是该书的初刻本。崇祯十六年(1643年)卢之颐、李清校刻本因刊刻时间较早,且完好保留校勘痕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郑开极刻本传世最广,但各图书馆藏书目录多将此本与乾隆年间翻郑刻本、道光年间彭蕴章重刊郑刻本混淆,相关讹误应予以补正。至于乾隆间《四库全书》写本则质量不佳,讹脱衍倒及篡改较多,需谨慎使用。

诗评家可偏爱,不可偏废

诗评家多有所偏爱,但在从事评论活动时不能偏废。在中国,“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历来是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也是评价史书价值高低文野的主要标准。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书其应书,这也是优秀诗评的品质。

《经传释词》的排序法及其价值

《经传释词》创立了按上古声纽排序的方法,这种排序法体现了高邮王氏父子以声为纲的训诂主张,有利于训释虚词,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对后人有很大影响,并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排序法具有一致性,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春秋经传集解》书名与撰著年代考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该书的命名和撰著年代是历代研究中的两大疑点。通过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并结合杜预注释《左传》的宗旨,认为杜氏"集解"乃集合经传作解,进而肯定陆德明、孔颖达之说。此外,利用《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的相关材料与杜注中的地名互证,可以推定杜预始注《左传》的时间应不晚于咸宁二年(276),并非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后。

西夏文《孝经传》草书初探

由于西夏文草书辨识困难,俄藏Инв,No.2627《孝经传》迄今尚未获全文解读。本文首次对该书中的西夏文草书结字作了分析,探讨了西夏文草书中的"同符异用"、"一字多写"、"形似字"等问题。纠正了格林斯蒂德西夏文楷书转写中的错误,并对相关例句作了试译。文后附草书符号(左偏)100种。文章对复原久已亡佚的吕惠卿《孝经传》,对促进西夏文草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训诂学与语法学

训诂学与语法学蒋绍愚训佑学是中国语言学各部门中发展得最早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传统训诂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段王为代表的清代训诂学家不但对汉语中一大批词语作了精辟的解释，而且提出了不少有关词汇的正确理论观点。认真总结并继承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对于我们今...

《易传》刚柔思想的形成与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

在数千年的易学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易学思想转变无疑是从《易经》到《易传》的转折,此一转折实现了《易经》诠释典范的转移,使之从卜筮之书变成了一部基于象数的哲理之书。可是,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孔子晚而喜《易》与此一转变有何关系,近代以来的易学研究却是语焉不详。然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此一问题。将传世文献与新出土简帛资料相结合,可探寻从《易经》到《易传》这一重大转折的内在思想线索。由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传》及其他文献的分析可见,"刚柔"概念是早期《易传》的思想核心,是从《易经》到《易传》的关键思想环节,也是阴阳思想的基础。刚柔思想构成了《易传》阴阳思想的前史。最早将刚柔思想引入《易传》的应该是孔子,尽管《易传》未必是孔子本人所作,但孔子通过引入"刚柔"概念将神秘的象数理性化、人文化和宇宙观化,开创了《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模式,实现了《易经》诠释典范的转移,将易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时代。

《周易》经传与先秦兵家

兵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家,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的文化经典,从战争社会观、战争规律观、作战指导观等方面对兵家诸子的理论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先秦兵家的最新军事理论成果及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创获,也给此后出现的《易传》以深刻启示。先秦兵家与《周易》经传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值得我们关注。

《周易》经传与先秦阴阳家

阴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家,其学说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的文化经典,在比应、变化、守位等方面对阴阳家的理论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易传》"生生"、守"时"、"感天"、推衍等理念的推出,又从阴阳家那里得到了某种启示。《周易》经传与先秦阴阳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深度考察和认真研究。

论《易经》非占筮记录

自20世纪初古史辨运动兴起,易学界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多视"经"为卜筮记录,"传"为哲理新创,"经"与"传"必须分别而观,不可以以"经"释"传",亦不可以以"传"解"经"。本文列举九个论点,论证《易记》为政治典册,蕴含义理;《易传》义理之精义即多承继自"经"。《周易》"经""传"关系,一如父母子女之关系。父母之基因为子女所承继,"经"之基因亦为"传"所传承。"经"与"传"固有区别,就像父母子女各具独立人格。我们当然不应混"经""传"为一,但亦不宜认"经""传"为绝无关系之两种文献。

西夏文草书《孝经传序》译释

西夏文草书《孝经传》全书最重要也最难解的部分是吕惠卿的序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专文的形式对西夏文《孝经传序》重新作出译释,译释工作包括楷书转写、校勘、对译、汉译、注释等,使这篇序言的主要内容首次向学界展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吕惠卿编写《孝经传》的缘起,编写过程及其政治目的等,为研究北宋新经学派及破解西夏文草书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