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古典学建构的第三种路向

随着中国古典学的专业化和建制化日趋成熟,人们对于古典学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古典学之内涵的掘发也正在向纵深扩展。以往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不外乎有两大路向:一是偏重于西方古典学的引进和消化,或兼及古典学的在地化问题;二是借用古典学的名号,在中西比较与会通的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的文献资料做一现代化的阐述与对转。这两种路向皆立足于语文学的基础,将文献董理视为古典研究的根本任务,而忽略了文本解读的诠释学意义,也偏离了古典学发轫之初的人文主义特性。所以,除了偏向于移植性的古典学和本土格义式的古典学之外,能否找到第三种路向?它要追寻的是古典学的根本意涵之所在,要回溯古典学兴起之时的人文精神,从哲学意义上来重诂古典学的价值。诠释学的引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说明古典的意义,使原典材料的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发生融会与衔接,而这恰恰是传承与研究这些古代文献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建构:对象、路径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并非对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进行比较研究,也并非实践释义学,而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文本载体、以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中心任务的学问。建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有三条路径: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解释学思想,并加以转化和系统化;二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以及中国的实践,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应用现象进行反思;三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符合马克思学说思想内核的解释学思想转化为建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思想资源。相比技艺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在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践哲学层面颇有贡献,理应用以构建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经典解释学。

朱熹经典解释理论中的“自得”说

朱熹"自得"的基本含义为"自然而得"、"得之于己"。所谓"自然而得",具体内涵有二:对经典意义的悟解,要经由一个循序而进、积累渐渍的过程,而非匆遽躁进、躐等欲速所能致;对经典意义的悟解,要靠优游涵泳、反复玩味的工夫来达成,非苦心考索、安排措置所能致。所谓"得之于己",具体内涵有三:切己体察,心有所得;真有所见,自信不疑;见理明透,心亦自定。朱熹的"自得"说,内涵丰富而深刻,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能为今人研读经典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

面对明末儒家经典解释陷入空谈流弊,文本解读空间日益萎缩的现实,清代朴学家们对盛行于前代,以"心学"为主导的"诠释"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以"考据"替代"诠释",复原"本经"与"本义";以"新义理学"替代"理"、"心"本体论,消解解释形上学;建构语言哲学,拓展文本解释理论。重构出的儒家经典解释方法,使儒学重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它将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不仅影响了清代史学的治史观念,更成为20世纪"新考据学"方法范式的直接来源。当然,该方法内部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理论缺失,这也成为其在清末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

汉宋之争与经典解释——以阮元、李翱的“性命”为例

李翱尝试取法佛老,以期在形上的方向上完善思孟的心性论,并由此成为宋学的远源。于是,在汉宋之争中,援佛入儒的李翱受到了阮元的批驳。李翱、阮元虽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但由于各自对思孟之心性论的定位不同,以致在解读儒家的性命观时,李翱以"心通"解经而发明"复性"说,阮元则认为应以"事解"注经而申明"节性"说。二人的不同解读,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典解释的问题。

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尽管当代中国知识界视野中的“经典解释学”主要来自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知识谱系,但经典是古老的,经典也是常读常新的;在这一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经典解释学”始终贯穿于任何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也不例外。当然,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则是从学理的层面去开发并活化内蕴于中华人文传统之中的经典解释学资源。基于这一认识,本刊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倪梁康教授、陈立胜副教授撰写了以“经典解释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问题视域的这组笔谈,以期推动“经典解释学”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和成熟。

"一言以蔽之"与经典解释——孔子论诗考(一)

孔子从思想家的角度,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对诗的意义阐幽发微,而不仅仅是删定"诗三百"。随着上博简《诗论》等战国佚籍的公布,这一现象更加引起了学界瞩目。本文认为孔子及其弟子重视诗之中的"思",他对诗的总体把握和对于具体诗篇评论,都采取"一言以蔽之"的手法,简练而精当。孔子对于诗的理解、解释、评论是"诗三百"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同时,论诗和教诗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源头。文中还对孔子"思无邪"、"诗无隐志"、"《关雎》之改"、"《燕燕》以其独"、"《鸤鸠》吾信之"等论断作了新的分析,进而强调"述而不作"的重要性。

轨制的形成:孔子的经典解释进路

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的创始人,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和东亚文化的塑造者之一,是因为他在仁学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孔子这一重要贡献的认识,需要深入到孔子的经典解释中具体分析。孔子是在六经的琢磨中,凸显个体心性修养(仁)与社会政治秩序(礼)的相关性理念的。正是在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结点、连接历史与现实两个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孔子才立定了儒家以解释经典、建构伦理政治思想的基本轨制,从而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并给予后起儒家以极为广阔的解释空间。面对元典与面向道德政治生活,是孔子足以范导儒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深厚理由所在。

从王阳明对《大学》的疏解看经典的解释问题

王阳明对《大学》的疏解面临依据经典和超出经典的情形。因此,经典的解释不仅仅是一个追求经典本意的过程,更是一个经典和阅读者互动、生成新意的过程。经典解释应遵循"返本"和"开新"这两个基本的原则。只有这样,经典才具有永久的开放性,我们对经典的解释才具有创造性。

滞泥失经意 穿凿侮圣言——朱熹经典解释弊病论研究

朱熹对古今学人解经方法的弊病多有指陈和论析,拘滞泥著、穿凿附丽是其论议较多的两种弊病。在朱熹看来,这两者各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前者常见的有:执著己见,牵于旧说;滞于一端,一概排定;胶执字训,以词害意;泥其小处,失其大本。后者常见的有:妄作比附,率意牵合;强通硬说,横生曲解。朱熹认为,这两种弊病各有其生成的原因,并对经典解释活动造成不同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革除。

现代危机中的中国经典解释--以徐复观为例

徐复观的解释学回应了中国现代所面临问题,是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解释学迈进的典范。他认为,思想史解释的目标就是要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用现代西方哲学理念来实现所谓的"转换"和现代化的阐释,中国思想的现代价值也并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放在西方哲学的框架里面重新解释。经典解释的现代意义产生于原初思想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碰撞,它具有现实性,来自切实的现实需要,同时它又是来自真正的古人思想,不是现代人对古人脱离其语境的现代的过度阐释。解释学对中国思想的"现代疏释"是身处现代文化危机的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有效途径。

论净慧长老的佛教经典解释思想

当代著名禅师净慧长老晚年有意识的选择一些佛教经典,向信众讲解佛法,让'生活禅'与传统佛教的经典发生更加紧密,更加丰满的内在关系。从其讲解佛教经典的通俗性和故事性,时代性与学术性的三大特点来看,其经典解释的思想表现为真俗贯通、古今中外贯通的特征。他提出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八字方针,实际上是将小乘佛教追求的解脱道与大乘佛教'自觉觉他'的菩萨道思想与实践精神巧妙、圆融地结合起来。慧公晚年的经典讲解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以'契理'的方式来保任'契机',使'契机'的方便法门更能合乎佛法的要求,努力避免'生活禅'重视了'生活'而忽视了禅,甚至与佛法疏离的可能倾向。本文尝试阐发净慧晚年解经的实践特征及其所蕴涵的经典解释思想,进而整理生活禅的教典系统,或许是深化生活禅、发展生活禅的一个可能面向。

经典解释中的创新——以跨文本阅读法探究迈蒙尼德与朱熹的诠释学实践

犹太教和中国儒家都有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作为各自传统的最重要起承转合者,迈蒙尼德与朱熹都有大量的解经著作传世。本文将迈象尼德对《创世记》1-3章的解释作为'甲文本',以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读作为'乙文本',尝试以跨文本阅读法对两者进行跨越式解读。本文的解读将表明,迈蒙尼德将'上帝的形象'解释为人从上帝那里分有的理智,进而将人偷食禁果后失去的知识称为分别真假的知识,并视之为高于分别善恶的知识,这是一种基于希腊哲学的创新式解经。就朱熹而言,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尽管有所师承,但他增补《大学》文本的举动及对格物致知的特殊强调,同样是经典解释中的创新,其目的之一是回应佛教的心性之学。借助这一跨文本阅读进路,可以看到,两种'创新'背后折射的是不同的应对异族智慧的策略。

自由抑或德性——古典视野中《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研究兼论经典解释问题

以现代自由平等的"男女平等"为前提对《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的研究,不仅出现断章取义、违背逻辑等诸多问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将该章的关切由深厚的德性降低为肤浅的自由,遮蔽了该章的本来面目和重大价值。对于古典作品,只有超越现代观念,回复到古人之视野,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待古人,才能真正发现古典作品之价值和意义。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以心体之 重复思绎——朱熹经典解释方法研究之一

"以心体之"是朱熹一向所倡导的经典解释方法。根据朱熹的论述看,这是一种通过心理移情来理解和把握经典文本意义的方法。在经典解释实践中,朱熹经常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实现了对经典文本的深刻理解。

一道高考试题的经典解释和演绎过程披露

大纲全国数学卷Ⅱ（理科）第20题是涉及到电子元件为背景的离散变量分布列问题，试题采用了具体、明确的“电流能通过”的用语，在同国家考试中心的专家沟通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命题专家对语言选择也颇费心事，是在比较了“电子元件正常工作率”、“电子元件完好率”等各种用语之后，能准确刻画电子元件的性能.

以类而推 脱然贯通——朱熹经典解释方法研究之一

"以类而推"是朱熹一向所倡导的经典解释方法。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阐发了朱熹对此方法所作的理论性论述,并结合其经典解释实践,考察分析了朱熹对此方法的运用情况。

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原则

对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与解释实践作深入的考察、抉发,可以抽绎和归纳出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一些根本原则:求真性原则、创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融通性原则、深透性原则、崇理性原则。

思想史与哲学张力中的经典解释学——陈少明先生访谈录

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进展间的张力关系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孕的丰富的因时而变的活力因素,亦是当下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源性动力。以经学为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外来学问的冲击,传统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基本终结,但它依然是我们庞大的思想遗产。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文史哲虽然从不同方向或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吸收部分的思想资料,但远没穷尽其可能的意义。从思想史的高度,以新的经典解释学的方法阐明这一点,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名家,成果丰硕,卓有创见,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15ZDBOO5)。陈先生独特的问学路径既有思想史的深层叩问,亦有方法论方面的执着开新。《文化发展论丛》编辑部有幸约请陈少明先生就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发表真知灼见,辑以访谈形式,经陈少明先生审阅,刊发如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