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建构:对象、路径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并非对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进行比较研究,也并非实践释义学,而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文本载体、以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中心任务的学问。建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有三条路径: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解释学思想,并加以转化和系统化;二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以及中国的实践,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应用现象进行反思;三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符合马克思学说思想内核的解释学思想转化为建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思想资源。相比技艺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在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践哲学层面颇有贡献,理应用以构建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经典解释学。

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尽管当代中国知识界视野中的“经典解释学”主要来自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知识谱系,但经典是古老的,经典也是常读常新的;在这一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经典解释学”始终贯穿于任何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也不例外。当然,对于我们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则是从学理的层面去开发并活化内蕴于中华人文传统之中的经典解释学资源。基于这一认识,本刊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倪梁康教授、陈立胜副教授撰写了以“经典解释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问题视域的这组笔谈,以期推动“经典解释学”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和成熟。

思想史与哲学张力中的经典解释学——陈少明先生访谈录

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进展间的张力关系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孕的丰富的因时而变的活力因素,亦是当下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源性动力。以经学为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外来学问的冲击,传统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基本终结,但它依然是我们庞大的思想遗产。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文史哲虽然从不同方向或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吸收部分的思想资料,但远没穷尽其可能的意义。从思想史的高度,以新的经典解释学的方法阐明这一点,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名家,成果丰硕,卓有创见,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15ZDBOO5)。陈先生独特的问学路径既有思想史的深层叩问,亦有方法论方面的执着开新。《文化发展论丛》编辑部有幸约请陈少明先生就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发表真知灼见,辑以访谈形式,经陈少明先生审阅,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有感于时势,很想发掘夏商二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斟酌损益,以为世制”。但他最后终于只能发出意味深长的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给历史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经典和经典解释的地位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具有传统的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传统的形成,而没有传统。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与当代解释学之争

"作者死了"和"抬头阅读"等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解释学对读者至上观念的强调已经达到极致。从城邦与哲学永恒冲突的观念出发,施特劳斯提出了"隶属性"的贴近阅读原则,试图达到像古典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有力对抗了当代解释学对读者"生产性"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如何理解过去的文本"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并非如当代解释学所认为的只有一种意义,而是同时包含字面意义和隐微寓意两种意义。为了保护哲人免遭迫害、为了保护政治责任和道德基础不被颠覆,过往的伟大哲人往往采取隐微的写作技艺,即向多数俗众传播无害的正统说辞,向少数智慧读者教诲无畏的真理言辞。因此,一部外传作品在施特劳斯那里绝非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研究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和双重教诲学说,对勘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诸家的理论歧见,对于推进解释学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从“无言”到“言说”——关于中国古代阐释的发生学考察

中国古代阐释有一个从“无言”到“言说”的发生逻辑。古代思想家相信大道至简的道理,也甘愿处在无言的位置,但迫于现实的需要不得不担负起言说的职责。结果就是把“道”从一个实践范畴转换为言说的对象,同时也表明了古代阐释的公共性及其话语实践品格。从“无言”到先秦子学的“谈辨”,再到汉以来经典解释学的形成,言说方式的调整伴随着士人与君权之间的力量消长,而阐释行为就发生在为了说服天下人之心从而不断地追加言说、证成己说的过程中,毋宁说就是古代知识阶层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引领社会政治文化方向的必由之路。

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

一个时代新学说的诞生,往往需要提出新的问题,使用新的方法,这是世界学术思潮发展的通例。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被奉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代表和最高权威,受到特别的尊崇,每当有学者想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解决新的问题,创建新的理论时,最常见的办法是在解释儒家经典意义的进程中,或者别立新解,或者借题发挥,从而阐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我国古代新学说的产生,常常是以经典本文解释方法论的革新为契机的。因此,高度重视解释经典的方法论的研讨、完善和革新,并逐步形成自具特色的经典解释学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学术发展史固有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经典解释学的形式发展过程中,朱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探讨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朱熹“切己体察”的解经方法

"切己体察"是朱熹一向推重、倡导的经典解读方法。其所谓"切己体察",具体内涵有三:第一,读者"须是将身心做根柢";第二,读者凭借经典所涵之"理"解经;第三,读者依靠自身经验来体味经典之义理。其实这就是经典解读的三条进路。在朱熹看来,以切己体察之法解读经典,能取得"知得深"、"信得笃"等解释学效果。朱熹所倡导的切己体察法,对后世一些学人形成崇实黜虚之学术精神起到了良好的影响作用。

论理解的性质

一关于理解的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理解是绝对的或者说理解具有绝对性;(2)理解是相对的或者说理解具有相对性;(3)理解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解释的多样性——专栏导语

经典解释学是近20年来中国哲学增长较快的知识领域,它源于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反思而开辟的新园地。以"经典与解释"为方向,意味着文本的经典化、解释在经典塑造中的作用、解释的创造性等以解释为焦点的问题,都纳入讨论的视野。然而,除中国哲学之外,历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甚至经典文献学均分享共同的经典文本,因此,它成了一个边界不清晰,或者积极一点说,跨学科的问题。这组论文在选题上的多样性,与此相关。

中国哲学的意义之维与方法选择

试图抛开"中国是否有哲学"的本根性追问与"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语境性设问,也暂时搁置"中国哲学如何建构"的宏大叙事理路,是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依然"在场"的真实内心,必须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与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意义维度为何"以及用何种方法使之恰切地呈现。当下的"中国哲学",有三种连续性的意义:一是奠基性的中国古代哲学(也许说"思想"更理想),其意义自在于经典文本与传统中,它的本真呈现应运用经典解释学方法;一是生成性的中国近代哲学,其意义他在于与西方哲学比较中,它的确当表达应运用哲学解释学方法;一是展示性的中国当代哲学,其意义自为于激越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它的理性提升应运用现象解释学方法。

朱熹揆以常情的解经方法

在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上,朱熹一向主张采用"揆以常情"的方法,以求理解与解释的最终结果合情合理,能最大限度地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有效性。就其经典解释实践看,朱熹在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的各种意义时,也总是自觉地把相关问题置于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量,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理解与对人之常情的揆度结合起来。

从经学解释学到经典解释学——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及其当代的活化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解释者,他的经学解释学包含着两个典型的命题,一个理想性的目标。第一个命题是'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语言学解释学。第二个命题是'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其理想性的目标是通过上述两个命题达到'十分之见'的理想性目标。此外,戴震的经学解释学还十分重视经文中的古典科技史、制度史等相关知识,认为对这些知识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准确的解经。文章借助现代哲学解释学理论及其所包含的'解释的循环'观念,尝试将戴震所开创的经学解释学转化成经典解释学,如'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可以转化为'由字通词,由词通义';'一字之义,当贯群经',可以转化为'一字之义,当贯群典'或'当贯整体'。将其经学解释学中所包含的'解释的循环'的思想予以普遍化。

儒家經典解釋中的漢宋之争

漢宋之争是儒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自清中葉以還,圍繞着對漢學和宋學的論證、説辨,以及由此而起的各式争議、各種思想學説層出不窮,以至於漢宋分際成爲了理解和解釋儒家思想系統的基本路徑。對漢宋問題的論説是極爲多樣化的,不僅僅是指歷史上曾有過的某個時段或者具體的學術流派,而且成了辨識儒家學術形態、區分其學問宗旨的重要範式,并爲其後的學術史叙事所廣泛使用。以迄於今,漢宋之别已成爲現代儒學研究中的基本常識,無人不曉;但論議所及,其範圍又非常的寬泛,往往攪擾在古典與現代、體系與方法的各種複雜綫索之中,因而意指常常是多元的、模糊的,讓人把捉不定。如何從思想的内裹和方法學的意義上來分析漢學、宋學,從經典詮釋的角度對漢宋之争的根本義旨做一疏解,是極有必要的。因爲經過漢宋之争的洗禮之后,儒學的闡釋形式變得更爲多樣化了,更多的詮釋方法進入到解經的活動之中。經子之辨、經史之辨和今古文的討論與漢宋問題交織在一起,激發出對經學形態的整體性反思;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這種反思又不斷地向着改造傳統學術、創造新的學問形式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得漢宋之争的問題又别有了一番時代的新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