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典诠释与“和合诠释学”的义理建构

中国的经典诠释之路漫长而丰富。现当代中国学者尝试在西方诠释学研究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自主的、脱胎于传统的、融合现代诠释方法的诠释新路,然而都难以形成含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主体的哲学诠释架构。“和合诠释学”是在“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创造性诠释学说,它以“和合生生道体”为本体依据,以“三法”为思辨方法,以“三层次”“三结构”为层次结构,以“三界”“八维”为系统诠释框架,以“五大原理”为价值原则,形成了既有形上支撑亦有现实关怀的人文诠释体系。“和合诠释学”的提出及其义理系统的建构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国哲学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诠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益探索。

巡狩礼与东汉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经典诠释、空间营建和文人劝政为中心

东汉儒生对西汉一朝未能按儒典实施巡狩颇感介怀,他们希望落成经典巡狩礼。在他们看来巡狩不仅是圣王之礼,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仪式。汉儒对经典巡狩礼有“祭五岳”和“伐罪正民”两种诠释理路,推演出巡狩的祠神、行政两种职能。东汉当朝揉合两种思路并加以创造,一方面以巡狩展现天子“发政施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以巡狩“祠四方之神”,构建各不相同的南巡、西巡、东巡祠祀仪式,以巡狩宣叙法统来源,寄寓有关东汉源自“南阳”“前汉”“圣师”诸种法统的论证。文人儒士以巡狩为主题创作颂赋,将不同方位巡狩与各地典故融汇,展现宗周、尚贤、资鉴诸义理,劝勉和告诫君主,构筑了儒家式天子的特征。以经典诠释、空间营建和文人劝政为形态的巡狩政治文化展现了东汉对权力合法性的全新塑造。这一过程可见皇帝、经学家、辞臣对巡狩职能及其义理的不断阐释和再创造,由此奠定了中古时代天子巡狩礼的基本内容。

汉语哲学经典诠释的“存有论转向”——从古典汉语的“存”“在”起论

经由汉语哲学经典的深层考察,旨在豁显以“道”为中心的诠释学,这正与我们古典汉语所用“存”“在”两个字,或者“存在”一词,有深切的关系,而此中隐含着一“存有论的转向”。首先,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所采用的“逆向格义”做出深层反思,指出如何取得交谈对话的主体性,是迫切而必要的。其次,汉语哲学的特性不同于西方哲学之以“话语”为中心,是以“存在”为本位。经由汉字语文学的考察到经典诠释学的深层发掘,确定了汉语哲学“存在”的特性。经由这样的“存在的回归”,从“存有的执定”,到“存有的开显”,进而上溯到“存有的根源”,如此便构成了“存有三态论”。明显地,究其根源来说,“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是优先于“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的,《易经》的生生哲学正好与此呼应。最后,须知“存在”就是“生成”,“生成”与人的“参赞化育”息息相关。“存在”就其首出性来说,并不是作为认知的对象,而是作为与价值、实践和合为一的生命总体。这在古典汉语及典籍里,表现得格外分明,我们唯有唤醒古汉语的语感,感其意味、体其意韵、明其意义,才能如实地揭露“存在的”本怀。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探赜

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是一个理论系统。经典诠释的宗旨是“以正辩邪”,即通过正邪之辩,“息邪说,正人心”。经典诠释的原则是“缘情解经”,即根据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及意志来诠释经典。经典本义的理解方法是“以意逆志”,即以读者的情感意志去迎契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志。这种契合之所以可能,其根据乃是“人心之所同然”。诠释的具体步骤,首先是“书不尽信”的态度,即对经典的语言文字表达“存疑”;然后是“由详返约”的路径,即通过详尽的分辨与论辩,揭示经典的微言大义。经典新义的生成方式是“即文赋义”,即不仅“依文取义”,而且“托文赋义”,让经典生出新的意义。诠释的生活渊源是“知人论世”,即通过了解作者的生活来理解作者,从而理解作品。就此而论,孟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已达到“前主体性”的境界。总之,生活造就了作者之“志”、读者之“意”,才有“以意逆志”的本义理解,才有“托文赋义”的新义生成,也才能够贯彻“缘情解经”的诠释原则,最终才能实现“息邪说,正人心”的诠释宗旨、救世情怀。

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与经典解释学——有感于黄俊杰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及其他

从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可以对黄俊杰先生提出的关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的三个重要问题切入,并进行如下的阐发和引申:首先从西方的舶来品“解释学”这个词的两重含义的区分开始,吸纳中国乃至东亚经典诠释传统内容于其中,然后接通解释学的“偶缘性”“地域性”“生产性”以及“开端”与解释学的关系,这些都可以结合东亚(包括中国)儒学经典诠释来谈,带有比较性和综合性,这种分析再次表明不同地域的解释学之间可以会通,在不取消各自特点的情况下,共同展示其具体的普遍性。

学孔者当如麒麟凤凰,不当为鹰鹯猛兽——论邹元标经典诠释的生命气象之维

阳明学后期领袖人物邹元标,被袁宏道称为“天下第一激烈男子”。他究心理学,推衍良知之学,探赜天道性命之微,终始敞开其赤子真心与狂者胸次。邹元标经典诠释的基本进路是通过经典生命化的两重还原(还原经典之意涵、还原为现实的人的生活)以及生命化经典的两重提振(养成为生命气象、凝练为言说文本),由此澄明经典、道、言说与生命之间的复杂脉络,形成经典诠释的回环,推进阳明学的经典诠释之学。邹元标强调经典诠释要与身心交融互通,让经典润泽生命,以生命涵养经典,在经典与生命的双向互通与交相辉映中变化气质,充分呈现经典诠释者的生命气象———“学孔者当如麒麟凤凰,不当为鹰鹯猛兽”。

“假问”与“托迹”:《论语》的一种经典诠释法

《论语》中有一些关于孔子弟子弊言弊行的记载。围绕有关人物“心”“迹”之间的冲突,经学史上曾有过多番的辩解。就“宰予昼寝”一事来说,魏晋学者以“假问”与“托迹”为思路,将其中宰予和孔子的言行诠释为“假托”。详循其间的诠解方法,可以追至魏晋的言意之辨。在引入经典人物“心”“迹”问题后,言、意问题的思考重心逐渐转至对真与假、虚与实的辨析,并将“意”之探寻转向圣贤之“心”的体悟。“假问”与“托迹”作为一种经典诠释法,在疏解经典诠解困境、拓宽诠解空间外,亦有助于重审儒家经典之性质,构建出一条理解圣贤的“心”学进路。但此种诠释法也存在着走向寓言式解读的风险。

译作经典的生成：以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为例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人物视角下外部客观世界以及人物内心世界两方面的刻画是极其成功的,尽显其"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小说原作中的上述特点在李健吾的译作中得到近乎完美的再现。本文以李健吾的翻译观、艺术观为阐释依据,结合他对福氏艺术理念的不俗把握,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不同汉译本的比较,试图展示李健吾译本对原作两大特色的成功诠释,探讨其译作的经典之处,进而指出译者与作者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的契合在翻译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

在“克己复礼”的诠释史上,“克去己私,复返天理”这一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见解到了阳明学的时代,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明代心学家罗汝芳(号近溪)提出了“能己复礼”、“能身复礼”的全新诠释。这一诠释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罗汝芳由此确立了以“己即人”、“人即仁”为核心内容的仁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经典解释的案例适以表明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应当允许突破文字训诂的局限而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解释。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一、诠释学在中国 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

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与伽达默尔诠释学之比较

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和伽达默尔诠释学在"《五经》亦只是史"与"效果历史"、以己意说经与"读者中心论"、明道求实与实践哲学等方面具有相似处,而在理论的系统性、思想理论是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本体涵义等方面则存在不同。认识和把握二者诠释思想的异同,可从一个侧面认识中西哲学诠释思想的共性与个性,更好地促进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经典诠释与文化传承——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经典诠释是儒家核心价值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大学》是儒家重要经典,历代诠释者通过对《大学》文本的诠释,表达对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思索。中国古代的《大学》诠释,存在《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两种路径,代表着不同的学术品格和价值取向。文本承载思想,不同的诠释路径背后是诠释者对经典思想意义体认的不同,表达了自身的看法,丰富了经典的文化意蕴。只有不断赋予经典新义,经典才有生命力,传统才得以传承。

论清儒经典诠释的拓展与限制

人与宇宙始终为相即相融的关系,在诠释的活动中,主体客体始终无从分离,儒家经典的汉学解释和宋学解释,均不例外。通过分析《易经》"身体→语言→义理"思想架构,发现,其中《易》卦与人的身体对应,并反映客观的外在世界之规律。卦爻辞以身体源出天地阴阳之规律,视语言为发自身体而建构一切政治伦理价值,以字、词为核心,在卦爻辞中作种种的延伸衍释,等于运用语言来作为身体之内在价值与外在世界相遇的媒介。以此一宇宙观为基础,可了解到宋儒对于先秦经典中生命与宇宙一体的奥义,实有瑰丽而深邃的阐扬,但却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清儒注意到经典语言作为身体及义理实践的桥梁,也了解"语言多义性"的奥义,将宋明儒诠经忽略语言的偏失扭转过来。汉宋典范对儒典的解释,长短互见。儒家经典传统是跨越千百年时代交替的有机生命体,随着不断继起的新诠释,而持续发生转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