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

在早期儒者转型的时点上,孔子致力于“君子儒”的建构,有意把儒者群体带出“小人儒”的困境。《儒行》篇是孔子第一次自觉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赋予仁义价值规定。“待聘”“待问”“待举”“待取”意味着早期儒者群体已经做好心理和行动的积极准备,耐心等候进用。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重宣言,足见风骨气节。“不临深而为高”则要求儒者不与世沉浮而建构独立的精神人格。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论国学

国学是中国古代教化官员的学堂而非其他学堂,是中国的治国之学而非中国之学。国学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五帝及其王官在明堂上分别教化现任、候任官员如何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利,国学学堂和治国学问即同时产生。周末至清末各级政府举办公办国学,春秋末至清末有识之士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均对候任官员进行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理论的教育,具有学历教育和岗前培训的双重属性。治国学问,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为先王之道,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就是春秋中晚期周天子王官定型传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系统研究先王陈迹,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了新王之道;战国至清朝后九代,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理论精华,形成了后九代的治国之学。治国之学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五千多年来,国学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亘古未变;但君子获利的依据,九代论功行赏,后九代按位取酬;国学的学术外延,因时空环境变化而屡有变化。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法律儒家化:关于反思之反思

在中国法律史学史上,瞿同祖提出“法律儒家化”学说实为无法忽视的一页。该学说对汉唐间律的发展趋势做了凝练且富有解释力的总结,因此,长期为国内外学界所认可。然而,近二十余年间,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及学界理论水平的提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该学说展开了种种反思,使其几近处于被抛弃之边缘。但是,若仔细研读各类反思性意见,又会发现,所谓反思往往与瞿同祖所设定的问题意识渐行渐远,或不利于后学准确理解瞿同祖的论断。事实上,即便在今日,瞿同祖的主张仍有较强的合理性,在被适当地调整和补充之后仍可谓传统中国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

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之所以不同于王阳明以来的类似说法,在于他开掘了理解经学的两条思路,一是从史官文化追溯经学的起源,二是从易学思考经学背后的历史哲学问题。现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继承了前一思路,刘咸炘继承了后一思路。民国时刘师培、陈钟凡的六经皆礼说是激于“六经皆史”说而发的,是对“六经者先王之政典”的另一种诠释。而晚清民国“六经皆礼”说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清代经学,并可上溯至郑玄礼学。“六经皆文”说表面上看是对文章写法的探讨,其实可以追溯到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郑伯克段:破坏人伦秩序是大恶——公羊家亲亲尊尊复杂个案的辞法辨义

郑庄公杀死亲弟共叔段一案因为渗透着亲亲尊尊的纠结、政治与伦理的对冲而常被后世所议论,但《春秋》诠释史上却罕有论及郑伯大恶的根本原因是破坏人伦秩序。经文书“伯”而非“侯”,已有贬义,称“克”、书“段”则表明兄弟已宛若“途之人然,亲亲之义绝”。对兄弟关系诉诸武力,有违亲亲原则。不弟之辞是谴责庄公蔽于昆仲一伦。叔段是自取灭亡,其不遵臣道,当国、僭制,本就该杀。兄弟一伦崩溃,弟而不弟,兄而不兄。庄公也需要母爱,故对弟弟得宠始终心存芥蒂,明知母亲更爱其弟却依然杀之,视同间接施虐于其母,不孝之至。分析《春秋公羊传》多种辞法,可以辨析此案包含的义理来重新理解罪责的判定,进而论证郑庄公破坏血亲人伦基本秩序已构成大恶的道理,指出公羊家评价之不足。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以古非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一种释《诗》理路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清代“三家诗”校注、辑佚的集大成之作。该著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对《毛传》《郑笺》《孔疏》等古文经学经典做了汇总式大批判。但王先谦往往也借用《周礼》《左传》等古文经传来否定《毛传》《郑笺》的观点,或直接列举《毛传》《郑笺》之说以彰其舛误;对《说文解字》以及古文时贤名家亦颇为注重,或以之为批判对象,或以之为论证材料,其最终目的仍在于非“古”是“今”。《诗三家义集疏》这种借古文经典来否定古文经说的入室操戈式释《诗》理路,极具创新意识,在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意义甚大,理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经学思维与古代文论范畴--以“教化”“文质”“风骨”“古雅”范畴为中心

经学思维在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中,离不开对经学思维的分析讨论。经学思维中明道致用、宗经征圣、权威崇拜、信而好古等特点直接关系到了“教化”“文质”“风骨”“古雅”等文论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学思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道德文化品格,文学与经学广泛交融,共同满足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求。

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析论

方以智鉴于晚明理学末流虚言讲学、空言性命而造成学术衰败、人才凋敝,最终导致宗社丘墟,神州陆沉,故高擎“藏理学于经学”之旗,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桴鼓相应,希冀以“经学”之实矫“理学”之虚,是明末清初“崇实黜虚”思潮的产物。经史之学是方以智一生学问基址所在,是其“藏理学于经学”的学术渊源,与桐城方氏家学,其师王宣、白瑜的启蒙教育,早年交友访学的经历密切相关。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发扬了儒家经史之学“通经明史以救时”的传统,用以批判晚明不良的学风、士风,挽救极端混乱与黑暗的政治、社会,有“匡时救世”的现实用心。

作为方法的“礼图”及其创新发展

礼图是礼书所载礼节、礼器、礼制乃至礼义的图像表达,因其具有形象化的特点,遂成为研读礼经的重要参考,在经学传统中占据独特地位。相较于三礼典籍的古奥难读,礼图发挥了提升表现力、补充文意、丰富意涵的功能。礼图是经学文献的一种类型,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与礼学注重实践的学术品格适相吻合。千百年来,印刷媒介制约着礼图发展。直至20世纪,电影技术的普及催生出《仪礼》复原影片,才为礼图的创新发展带来转机,礼图从二维平面静态图像解脱出来,复原为三维空间的连续礼仪活动。数字技术的加持,彻底改变了礼图制作的底层逻辑,并致力于营造沉浸式视听景观,强化了对古礼的体验,可谓是彰显礼学实践特征的最新尝试。

中古佛教经学中的章疏传统

中国佛教经学中的章疏传统,包括义章和义疏两类文体。两者是中古时期僧众解释佛经的两种基本模式:义章通释经典大义与核心名相;义疏则“依文释义”。两者一经一纬,共同构成中国佛教经学诠释学的两个基本维度。这一传统在隋唐时代逐渐定型,并与“论”形成严格区分:不能将章疏归入印度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一类,也不能将之归入中国传统文体中的论著一类。这一时期,僧众以义章与义疏共同解释同一经典,如《成实论》《摄大乘论》《杂心论》等,是章疏传统的重要表现。对义章的界定,当以义疏为标准,义章是义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具体而言,义章是将义疏的解释方法,应用于事数名相、经典大义等解释的产物。

“经之道”与“史之迹”:清代中期的“风雅正变”论

自朱自清先生判分正变为“风雅正变”与“诗体正变”,学界关于正变的研究遂歧为两途,而不复措意于汉代以后的“风雅正变”之论说。“风雅正变”本为经学话语,它导源于《毛诗序》,至郑玄而具备规模,在内部构成上遵循着价值主导、史事证立的原则,由此导致了自身结构上的矛盾。清代中期是“汉学昌明”的时代,形成了以时世、美刺、声乐论说正变的多重进路,而表现出一种历史化的诠释倾向:或秉持史家的意识与立场以立论,或以具体的历史事件取代宏大的叙事结构,或致力于揭示诗乐共存、以声为用的原初文化形态。在清代中期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调整以及经史观念的互动与重构中,“风雅正变”说所得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渐由价值的依据转向事实的依据,从而呈现出从经之“道”到史之“迹”、从经学话语到历史话语转换的态势。

清代“经学诗学”研究的对象、热点与前景

“经学诗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门类,是一种与儒家经典、经典解释学及其理论相关的诗学。它同“经学的诗学”“经学家的诗学”“经学与诗学”等提法有相似之处,但实质并不相同。目前学界清代经学诗学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一个专题”,即清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问题、清代经学中的诗学问题、清代一般诗学中带经学色彩的诗学问题与清代《诗经》学专题清代经学诗学研究前景广阔,可采用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