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以致用:魏源经学观中的经世倾向

魏源经学观继承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既通过诠解圣人作经的经世关怀,凸显圣人与经典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又通过对六经治政内涵的发掘,来贯彻“通经致用”的思想传统。同时,魏源又非全然以经学来诠释其治政思想,而是以经学系统中核心的求实、致用、博通等观念为学,由此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希望借此达成其经世目的。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文综述

90年代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 ,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研究模式 ,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 ,对《总目》的价值及其深层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与研究 ,诸如《总目》的经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经学观、西学观、文风观等 ,将《总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再论王阳明的经学观

王阳明《五经臆说序》中“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提法,主要是批评朱子后学拘泥朱子文字蹈旧的习气,其意义在于打破新的经学垄断和经学教条。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的经学观

本文从治经须以致良知为本、删繁就简及五经亦史诸方面论述了王阳明“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的经学观及其意义,并通过王阳明对文中子拟经一事的评价,进一步说明其经学思想的特色。

论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今文经学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学说是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渊源 ,由此中国近代思想家进化论的思想来源也有所不同 ,“多源”

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

吴敬梓的经学观

本文从分析上图所藏清抄本《诗说》着手,说明了吴敬梓有着独到的经学观,从而也证实了吴敬梓确实是一位传统文化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白话小说作家。《儒林外史》的反理学倾向以及对功名富贵、应征辟和士人心态的剖析均可在《诗说》中找到依据,吴敬梓的经学观奠定了他小说创作的思想基础。

程朱理学的经学观

程朱理学经学观的特性集中体现在"由经穷理"、我注"四书"方面,这既含有整个宋明理学以己意说经的经学观的共性,亦具有程朱理学重视"四书",以己意解"四书",从中阐发义理和天理的经学观之个性,并与陆王心学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的经学观相区别。

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处士王符及其经学观探赜

王符是东汉中后期的著名政论散文家,其著《潜夫论》是东汉子书的代表性著作。在他所处的时代,经学昌盛,对王符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符一生坎坷不遇的处士经历及其早年游学拜师形成的学养,对王符的经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其经学观集中体现在《潜夫论》中。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论经学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作为经学家兼诗人,其诗歌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经世致用经学观的影响,王安石前期将诗歌囿于"礼教治政"范围,重视诗歌美刺作用,作为抒发政见、维护变法革新的载体;扩大诗歌题材,有社会政治诗、咏史怀古诗、歌功颂德诗等;丰富诗歌语言,大量使用和化用经学语汇、引用经学典故。经学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王荆公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心释经与明心立学——王阳明的经学观

王阳明的经学观对其心学思想建构助益甚多,然研究甚少。王阳明的经学观在本质上是一个诠释学论题,在理论形态上呈现为显性和隐性双重结构:显性结构为由心体、以心释经的诠释进路与方法、明心立学的价值指向构成的系统化体系,隐性结构为阳明对知识、思想与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及三者的互动。其中亦包含不同于汉儒与宋儒的关于心与经、道与事、文与质等关系的新认识。阳明的经学观开启了明代经学思想史上的新篇章,对中晚明的学术、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对多元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建设亦有启示。

《周易》象理无隔视野下的船山经学观

王船山学宗张载,以易学为入路构建起形上学体系。他从易学最基本的象理问题出发,提出了“《易》之全体在象, 象理一体无隔”的易学基本理念,并据此导出“即象以见理”的易学方法论。他以此象理无隔的易学视野和方法来统摄《六经》,进一步得出了“《五经》皆象,《易》统其理”的经学观,并主张治经要以训诂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从而使他的经学呈现出汉宋兼采并治的学术特色。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经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揭开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篇章。经学为传统学术文化之渊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着复杂的联系。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学功底扎实,传统教育沉淀的经学知识为其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将其与古代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经学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彰显。作为新的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待经学之态度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经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思想的内在融合也是诸多联系中的重要内容。

從《經學歷史》的創作過程看皮錫瑞的經學史觀——手稿本和通行本的比較

皮錫瑞《經學歷史》通行本的今文經學立場,爲學界所習知。本文通過整理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經學歷史》手稿本第一章,細緻觀察其中的修訂斟酌之跡,並與通行本進行比較,呈現出皮氏撰述的複雜進程。在手稿本中,可以看到皮氏最初並非持守"孔子删定六經"這一今文經學立場,而是隱隱然可見其實證性的古文經學觀念:孔子以前,經學的學説胚胎就已經存在。

浅谈历史长河中的宋明理学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宋明理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宋明理学发端于宋代,在一众理学家的研究下,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