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阐释新风的承续与超越: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释经理路与体例

在对初唐至中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制度等背景探讨的基础上,认为中晚唐经学阐释所发生的新变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并非凭空出现,同时,这一过程也对李氏《集解》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氏能以偏重辑录象数旧说的方式打破初唐以来以义理解经的桎梏,其本身即是一种开创式的,有别于前人的阐释实践。而择以集解体作为其编纂的体例,则又表现出与中晚唐时期啖助等人释经理路的不同。对于唐代经学阐释发展而言,李氏《集解》中所展现出的其实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同时又具有自我思考,超越时代的释经方式。

《邶风·柏舟》阐释流变研究

《邶风·柏舟》一诗阐释大致有“刺仁人仕途不遇”、“言妇女婚姻受挫”等多种观点。考察《邶风·柏舟》的阐释流变,发现其阐释呈现“文学化”倾向,即学者们逐渐疏离经学立场,开始用“纯文学”眼光审视、阐释此诗。梳理《邶风·柏舟》从经学到文学的转型轨迹,有助于深入理解经典阐释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困境。

“《诗》无达诂”解

“《诗》无达诂”是董仲舒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今人多站在现代诗学阐释的立场上,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与文学和审美接受相关的命题。实际上,这一命题的提出,与董仲舒整肃《诗经》阐释状态,使“学者有所统壹”的文化、政治需要紧密相关。本文从先秦至汉的历史和诗学语境出发,结合董仲舒的经学诗学解释实践,揭示了这一命题如何由经学向文学的转换,以及经学文本和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魏源《诗古微》的文学意义

魏源的《诗古微》不仅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而且通过对毛序说诗的质疑 ,通过对《诗经》意义层次的分析 ,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文学阐释模式的理论基础 ,打破了经学话语在文论中的垄断 ,恢复了文学的审美意义 ,在晚清文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钱澄之《屈诂》的经学阐释及其影响

钱澄之《屈诂》经学阐释包括三个层面:一、为臣之道,二、忧在进贤,三、思得淑女。《屈诂》经学阐释的现实原由在于,钱澄之"经学笃实"的身份;《诗》《骚》"转相发挥"的目的;以《离骚》寓其"幽忧"的情怀。钱澄之《屈诂》的经学阐释,对方苞、梅冲等皖籍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清代《楚辞》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诗》经学阐释与唐代“比兴”诗学观

唐代"比兴"诗学观的演进,与《毛诗》经学阐释有着密切关系。以孔颖达为代表的《毛诗》经学以"六义"之学、"风雅比兴"之旨论诗,将"比兴"之说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联,提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诗述民志,乐歌民志"一系列命题,对唐代"比兴"诗学观的形成产生了精神实质上的影响。《毛诗》经学以"比兴"论诗,不仅进行经学意义上的还原,而且继承了魏晋以来的审美批评成果,它突出地表现在"兴"义的阐发和对"兴"的情感感发功能重视上。"兴必取象"命题的提出和对诗歌声律的重视,也是《毛诗》经学阐释对"比兴"诗学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前者实现了诗之比兴与易象之间的沟通,促成了"兴象"审美范畴的形成,后者扭转了声义分离、专注于"比兴"义理说诗的倾向,推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清楚梳理以孔颖达为代表的《毛诗》经学的"比兴"之说与唐代"比兴"诗学观的关系,对于把握唐代"比兴"诗学的精神内涵以及整个唐代诗学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历史记述·经学阐释·文学演绎——息妫本事考辨及其形象的嬗变历程

息妫是颇具魅力的历史人物,但文献关于其事迹的记载存有争议,尚无法形成共识。有鉴于此,文章结合清华简《系年》有关记载,对有关史实详加考辨,梳理出大致可信的息妫本事,在此基础上,结合《列女传》以及相关诗赋作品,探讨息妫在经学与文学中形象的嬗变历程。

历史记述·经学阐释·文学演绎——息妫本事考辨及其形象的嬗变历程

息妫是颇具魅力的历史人物。但文献关于其事迹的记载存有争议,尚无法形成共识。有鉴于此,现结合清华简《系年》有关记载,对有关史实详加考辨,梳理出大致可信的息妫本事。在此基础上,结合《列女传》以及相关诗赋作品,探讨息妫在经学与文学中形象的嬗变历程。

朱一新經學批評中的闡釋思想

在晚清古今中西之學並立紛争之際,朱一新倡導“返經求道”,謀劃“溝通漢宋”,積極尋求經學革新之路,並非簡單主張恢復經學傳統。他批評清代漢學家與公羊學者經學闡釋的嚴重失誤,比較漢儒、宋儒經學闡釋的得失優劣,最終以程朱理學爲範型,擬制“詮”“闡”遞進的經學闡釋路徑,創設“漢宋一體”的理想經學模型。抉發朱一新經學批評中的闡釋思想,重審其創建理想經學的美妙設計,有助於彰顯中國經學闡釋傳統的深厚底藴與發展態勢。

唐代经学阐释学与两种文学观念的悖立——兼论《五经正义》的阐释学方法与原则

唐代《五经正义》的颁定使儒家思想再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进入这个时代,成为李唐王朝官方的正统学术思想。这一行为一方面重新肯定了儒学的价值系统,使唐代的经学阐释学方法与原则复归两汉经学阐释学的传统,实现了儒学在表面上的繁荣;另一方面,唐代经学阐释学"疏不驳注"的阐释学方法与原则也使经学思想在两汉魏晋以后重新定于一统,形成那个时段的"学术专制"。并且由于《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教科书,成为唐儒科举入仕的路径,使儒学失却了其作为知识分子在信仰上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由信仰沦为教条。在此经学背景下,一方面是先秦两汉元文学观念在唐代的复归;另一方面是世俗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完全悖立于《五经正义》的阐释学方法与原则之外而存有。唐代经学阐释学及两种文学观念之间的学理元素在中西阐释学思想的互视中得以澄明出来。

“归宁”释义与“归宁”礼俗的演变

《诗经·周南·葛覃》中的"归宁父母",有"回娘家向父母请安"与"出嫁而使父母安心"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笔者在确认"出嫁而使父母安心"才是符合诗义的解释基础上,认为《诗经》时代并不存在适用于诸侯夫人的"归宁"之礼,《左传》中的"归宁",只是作者借用礼辞套语对礼崩乐坏之后成为常见现象的女子"已嫁而反"行为的叙述与解释。"归宁"的使用,表现出了《左传》较《公羊传》《穀梁传》更为切近当下现实的历史观与精要概括的语言能力。但是,受战国秦汉经典传承方式的影响,顺适人情的"归宁"一词并未产生普遍的社会影响力,一直到《左传》《毛诗》成为显学的东汉末年以后,它才逐渐成为诗文著作中常见的语词。宋代《诗》学阐释中较为普遍地把《葛覃》"归宁父母"解释为"归宁于父母"的看法,应该是导致元明以后"归宁"语义朝着偏重于指称女子回娘家方向发展的深层原因。当20世纪的《诗经》研究者一致认为"归宁父母"就是"回娘家问安父母"时,"归宁"也就必然成为指称此一行为的专称。透过"归宁",不但可以窥探到经学阐释内部不同学派的此消彼长,也可以观察到经学阐释对于传统文化品格的重新塑造以及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

朱熹的乐舞情怀与经学阐释

对情感宣泄以至丧志的顾虑导致朱熹一生虽爱写诗却常怀戒惧警醒,但对同为艺术创作、情感表达的乐舞却表现出愉悦酣畅的向往与严谨理性的深入格致,这显然不能在朱子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下得到解释。文章第一部分对朱熹不为人知的乐舞情怀进行完整呈现和分析,第二部分则深入朱子经学,细读《仪礼经传通解》中涉及乐舞思想的六篇文章,从阐释思路、阐释特点和核心内容等方面全局勾勒朱子经学阐释中的乐舞思想及其重建《乐经》的宏大愿景。由此,文章也得以在发掘技术和思想价值之余,从乐舞的角度形成对朱子性情论和贯通天人的理学全貌的更好理解。

阐释的无限及限界:以中国经学阐释学为例

现代阐释学多集中于文本问题的讨论,但它终究是个哲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只不过是一个中介,它对外联通世界,对内接引心灵。世界和心灵的双重无限,决定了文本阐释的无限。以此为背景,在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人为了达至真理性认识必须借助阐释,但一旦诉诸阐释就必然不是事物本身。这种存在于阐释活动和阐释对象之间的悖论,使了无终局成为阐释的命运,也使阐释史成为"猫鼠之间的永恒游戏史"。据此,为阐释划界,更多涉及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阐释对象为人而存在的价值。从中国传统经学阐释学看,实现这种价值的主体不是阐释者,而是权力和制度。这为建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提供了一种异化形式。同时,在阐释学领域,共识的达成往往预示着阐释的终结,就此而言,它最好是一个永远悬于未来的方案。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

"《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诠释学命题,多数论者结合和根据哲学诠释学或接受理论对它进行比较和阐释,特别突出强调"《诗》无达诂"的理解开放性和差异性维度,但忽视了这个命题的其他诠释学含义,存在着盲目对应比较、简单优劣评价以及随用意挪用的现象。这个命题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可以做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不能单纯从经学转变的历史考察"《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向"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的转变,而必须重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文本自觉和本体诗学的发展在这个转变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诠释学命题与现代诠释学理解既有某种"暗合"之处,也有诸多显著的差异,我们既要深入理解"《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传统,也要完整地把握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逻辑,才能在差异性的中西比较阐释中实现某种诠释学的"视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