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再探——兼及“子母注”问题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为北朝写本,以大字为标目,小字书写注文,其体例为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写卷背面也是《维摩诘经》注解,是抄者对写卷正面内容所作的补充,应定名作"维摩诘经补注"。该件写卷正背面可视作一个整体,作为《维摩诘经》早期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 ,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 ,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 ;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 ,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 ;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 ,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 ;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 ,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 ;这种新的研究范式 ,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 ,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伦理正义对中华法系统一性的价值影响

伦理正义是统一性的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法律哲学的凝结。中华法系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典体系的统一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法律秩序构造是一个必要前提,“伦理正义”价值对于这一目标追求具有保障意义。中华法系是一个伦理法体系,其伦理正义决定和影响着法律正义的设计和实现。中华法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服务于律典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超的法律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法系统一性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借助“以经释律”“引经注律”“引经决狱”方法贯彻伦理正义价值原则,中华法系的立法解释、律学研究和司法裁判活动展现了高度的统一性;通过和平的交流互鉴,整个中华法系圈在存续期间保持了伦理价值、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伦理正义引领的中华法系的统一性,承担了一般国家法律体系所没有的重大且复杂的历史内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持久魅力。

初唐重玄学大师李荣《道德经注》成书时地新论

李荣是初唐与成玄英齐名的重玄学大师,主要著作为《道德经注》。大多数学者对该注成书时间及地点考证不详,论证较详细的少数学者的结论又值得商榷。根据李荣曾为东明观道士这一史实和学界尚未充分注意的该注“序”相关内容进一步考辨可知,该注应成书于显庆五年八月李荣被“令还梓州”后至龙朔三年上半年其二次入京之前。史料记载,历史上,蜀地曾建有多处元天观、玄天观。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后,为避宋圣祖赵玄朗讳,常以“元”代“玄”。根据避讳之制辨析,李荣撰成该注的道观的本名应为元天观。因史料阙如,该观具体位置及建设年代不克详考。

《伤寒经注》学术思想探微

论述《伤寒经注》学术思想:从全局把握《伤寒论》;证治内容归纳条理清晰;对原文的注释简明扼要;对方药的理解举一反三。

随文作注所涵部分与整体间的解释问题——以《老子》经典注释为例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作品的意义是通过不断的解释被丰富的;但不能否认,作品形成之后,在整体上有基本一贯的思想。而随文作注的形式,决定了注家既要着眼局部,又要兼顾整体;加之注家本身特定的思想背景在解读中难免会介入其中,便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经注样态。这个过程所涉及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思想表达,以及由于注家本身思想背景之原因所带来解读中的思想跨越问题颇值得思考。前者决定了不同注家随文作注的风格,后者会丰富注解对象的思想内涵并关涉解读的合理性问题。

敦煌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俗字辑考

甘肃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系列写卷为北朝写本,是《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的早期注本。本文辑录并考释了其中的部分俗字。

楼宇烈《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补正

从校勘、注释、标点三个方面对楼宇烈先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加以补正,列出其校勘可商榷者17条、注释可商补者6条,标点可商者4条,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敦煌文献伯3382号《孝经注》作者初探

本文要讨论的伯3382号《孝经注》残卷，系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这是一件唐前《孝经》学文献，抄录於唐太宗时期。由于深藏石室，无人研究，人们对它的作者认识十分模糊，甚至有指为“汉孔安国注”者。通过与《孝经郑注》比较，我们发现该件文书残注其实就是《郑注》的长篇疏说。我们又将其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孝经类》所辑漠魏六朝诸家《孝经》注文比较，

论王弼《道德经注》道藏本

《道藏》中的《道德真经注》四卷本(简称“道藏本”)与武英殿本所据张之象本相异之处颇多,同时,对校道藏本与武英殿所依《永乐大典》本,发现二者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较之张之象本,道藏本脱讹较少;道藏本不分《道经》《德经》,不分篇章,亦合乎宋晁说之等所言王注本旧貌。通过源流考述与版本对比可知,道藏本是重要的王弼《道德经注》善本,较之他本更具文献价值。遗憾的是,此本一直未能引起研究王弼《道德经注》者足够的重视。

注重反腐倡廉教育成效

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反腐败教育的成效问题。反腐败教育成效的低下，影响了我们对反腐败教育的认识，甚至许多人认为反腐败教育是完全无用的，持否定态度。当然，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认识是极端化的，并不客观。我们还是要找一找原因，为什么反腐败教育的成效低下？为什么人们对反腐败教育怀疑、观望甚至否定的态度呢？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重视：

《春秋决狱》与引经注律

汉代援礼入法开始法律儒家化 ,其体现为《春秋决狱》和引经注律 ,这种儒家化一方面改造了汉律的苛酷性 ,但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与深入 ,引经注律克服了《春秋决狱》的缺陷 ,使法律儒家化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经注与魏晋论体文

魏晋士人通过注经建立了玄学思想的理论体系,且经注在文体品格上高于论体,对论体文产生了渗透。二者文体虽然有异,但是在阐发经典义理等说理特征上存在相通之处,经注的主题内容、体例及思维方式对论体文的写作发生了直接影响。经注与论体文共同构成了玄学思想的阐述形式,二者是玄学的一体两面,是"体"与"用"的关系,其思想表达也存在"会通"与"别异"的区别。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魏晋学术对文章写作的影响。

南宋越刊八行本注疏编纂考

唐人撰修群经义疏，先标录经、注词句或其起止文字（出文），再疏释其义，世称“单疏”。单疏在唐代以写本流传，至北宋始校勘梓行。宋人又新撰《论语》等经义疏，从《尔雅疏》传本看来，新疏亦沿袭单疏成例，不备录经注全文。单疏不易翻检，读者若不谙熟经注，亦难於阅读。

中村不折155号中之《维摩经注》创作年代考

中村不折155号《北凉写经残卷六》中之五"支谦"本《维摩经注》年代久远,文章通过对其中"八解"、"晋言"等材料的分析,确定其创作年代晚于竺法护《光赞经》(公元286年)译出的年代,并可能早于鸠摩罗什《摩诃般若》的译出年代(约公元403-404年)。文中出现的"后出经"应是指竺法护的《维摩诘经》。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教学中要注重教学内容的历史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完备而彻底的科学。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完备而彻底的科学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教学中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以往的教学中,有一种“悬浮式”的讲授方式,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斗争任务,“六经注我”任意拨高和阐发。这种讲授方式,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如何克服这种倾向呢?在近几年讲授恩格斯《反社林论》(哲学编)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

从“道”的本体论走向“无”的本体论——《老子道德经注》中的老子与王弼思想探析

在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中,老子与王弼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相互交织的。王弼在对于《老子》进行注释时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加诸《老子》原著之上。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魏晋玄学家王弼的核心思想是"无"。老子的核心思想"道"在王弼的注释中也有所体现,王弼的核心思想"无"在《老子》原著中也有所暗示。但是王弼是从"无"的角度理解老子的"道",老子是从"道"的角度论述后来魏晋玄学加以发挥的"无"。这种通过解释前人著作阐发自己思想的哲学方法,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姚绍虞《素问经注节解》医经校勘探微

明末清初儒医姚绍虞精研《内经》,所撰《素问经注节解》一书,系对《素问》经文及注文进行训解、校勘而成者。姚氏由儒入医,医文兼擅,且研治《内经》十载,通经而多出新解,尊经但不泥旧说。其在《素问》校勘方面多有可称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