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隋书·经籍志》“梁有五部目录”考辨

《隋书·经籍志》是唐代重要的史志目录,学界对其中所载“梁有五部目录”的解释多有争议。考察阮孝绪《七录序》和《隋志》文本,“五部目录”既非五种目录书,也非名为《五部目录》的目录书,而是包括术数书在内的五部分类方法,即阮孝绪所记《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使用的分类方法,《隋志》所记《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则是缺少术数书目录的不完本。

论史志目录编纂中的神话历史化——以《隋书·经籍志》为考察中心

《隋书·经籍志》是唐初官修史志目录,《隋志》在对“史部”“子部”书籍的分类与认识中表现出明显的神话历史化倾向。《隋志》《隋书》的编修中存在明显的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互动,而且这是唐初史书编纂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隋志》在其书籍分类方式中所表现出的神话历史化倾向渊源有自,与其对《七录》等目录分类方式的承继、唐初史书编纂的共同选择以及史官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清朝官修“三通”之“经籍考”“艺文略”编成时间考

文章基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撰成的前提,将它们放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组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中,综合考察其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突破直接资料匮乏的瓶颈,明确了它们的编成时间范围:《续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前后,《续艺文略》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之间,《清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之间。文章借此构建出更加完整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

峨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图像考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峨山作为我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是历史上彝、汉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地带。毕摩经籍绘画作为彝族原始宗教的典型文化遗存,是彝族文化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毕摩(祭司)对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峨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是《峨山百乐书》的插图,再现了昔时峨山物质文化生活,是彝族古老的传统绘画。毕摩经籍绘画体现着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中“万物有灵”多神崇拜观念,包括对火的自然崇拜、以虎为代表的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

《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清辑佚家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的文献价值

《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著录文献宏富,借其可考见唐以前典籍存亡状况及评述东汉以来学术状貌,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简称《考证》)是现存第一部系统考证《隋志》的著述。章宗源广采经史传注、类书杂抄等,考订谨实,辑补详核。《考证》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增补《隋志》缺载书目,还原唐前史部著述原貌;搜采已佚典籍之文,明佚书体例以及考订《隋志》著录书目,追源溯流。同时,《考证》纂修过程体现出清代辑佚注重标明佚文来源,严谨勾稽文献,与考证、校勘有机统一。

新出墓志所见隋唐经籍著录辑考

墓志作为“同时资料”,是研究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在文献辑佚、校勘、考订等方面贡献尤多。兹以近年新出土隋唐墓志为基础,辑考隋唐人图书著录四十种,以补文人著述沧海之遗。

峨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中的民俗文化内涵研究

毕摩经籍绘画作为彝族载体文化领域影响较大的艺术,是彝族祭司毕摩以古老文化为依据,以占卜预测族群命运为基点,对彝族人民古代的生产实践进行的系统记录,包含了彝族文化多方面的意蕴,展现了彝族聚居区丰富的民俗文化。该文从峨山彝族毕摩经籍绘画中的图像特征出发,以彝族始祖“马缨花树”“火把节”“咂酒”三个层面探索彝族传统的民俗文化底蕴,阐释其在毕摩经籍绘画中的文化内涵。

《隋书·经籍志》:目录学的历史贡献与学术价值研究

《隋书·经籍志》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领域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其在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该志书不仅是对隋朝及其以前图书文献的详尽整理和总结,更是对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要革新与拓展,展现了其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历史地位与学术意义。因此,对于《隋书·经籍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更能够揭示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目录学发展的深远影响。本文将从编者及编撰目的、书籍结构及内容、评价三个角度对《隋书·经籍志》做一初步探讨。

论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

古典目录学是用书目的形式反映学术发展源流的一门学问。古典书目是学术史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学术史的必读典籍。古典目录学对于学术史研究,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与学术史关系密切的四部古典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和《萃编续刊》的汇编整理出版,摸清了中国文献典籍的家底,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建立文献典籍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献通考·经籍考》“诸评具载”的独特方式

“诸评具载”构成了《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创立的“辑录体解题”的基本特征,而作者马端临独辟蹊径地综合采用五种方式来进行:高频率突出名流谛论,披沙式处断一家之说,整合性施用缀集技巧,网络化增立重要条目,双轨型创设编列格式。由此便确有保证地实现了欲使世人对文化典籍“殚见洽闻”的辑录目的,更理想地完成了《经籍考》在《文献通考》全书中所承担的学术文化史、意识形态史的使命,并为历史编纂学注入了有益的因子。这样导致文献提要学在宋末元初实现了重大突破和质的飞跃,从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广境界。

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

敦煌儒家经籍中只有九经,而无《仪礼》、《周礼》、《公羊传》、《孟子》等四经,本文从唐代经学发展及科举制度层面探讨了敦煌写本中无此四经的原因,并兼及《谷梁传》及《尔雅》写本所存极少的原因,得出了敦煌本儒家经籍的佚存与唐朝全国基本同步的结论。

试析《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兼与杨寄林先生商榷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溯源探流类、解释说明类、评价议论类、存疑待考类、考证辨析类以及综合类,这些按语反映了作者可贵的思想和观念、怀疑和批判精神、谨慎和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重视典章制度和求通识变的理念。此外,马端临对张禹删改《齐论》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并非"不见舆薪"。

《经籍访古志》初探

《经籍访古志》是由江户时期日本著名学者森立之、涩江全善等共同撰写的一部关于汉籍善本的目录学著作,是研究日藏汉籍善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为中日两国学者所青睐。全书共载日本藏汉籍768部,所涉版本上自李唐人抄本下至清代刊本,能够全面反映江户时期日本藏汉籍善本书的盛况。此书的撰写最先由狩谷掖斋发起,经过多纪元坚等人的努力,最后由森立之完成最终的整理工作。此书完成之后并没有雕版刊刻,直到光绪十一年(1886年)在中国学者的资助之下才得以付梓。

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重出与互著

我国古代目录书图书著录中常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性质应当归于有意的互著还是传抄的重出,是目录学理论研究中多有争论的问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分析《经籍考》的这一著录性质,不仅有助于《经籍考》的认识和研究,也有助于这一争议的解决,同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一争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史官意志与焦竑的小说观念及意义--以《国史·经籍志》的小说著录为中心

焦竑因强调"史之职"与"史之权",以史官意志与职责要求作为著书指导,希冀实现"阐明公道,昭示来兹"的目的。在这种思想作用下,《国史·经籍志》从史官学养与职责要求出发,对部类的源流、内涵及文教意义重新诠解,强调书目编纂对于引导"风尚""世道"以利于统治的重要性。这对焦竑的小说观及《国史·经籍志》的小说著录亦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致其以"史之职"为小说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学养,以"史之权"为小说作品内容应该体现的内涵。因此,焦竑认为子部小说家类作品,应承担起考订征信与政教启示等功用。且以此作为子部小说家类作品全部且唯一的内涵,较少关注其间的文体形态、审美内涵、娱乐消遣等其他方面。这种认识有别于今人的见解,有助于深入探讨明人的小说观念。

“因仍会通”:马端临之史学观和目录学的考察——兼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和影响

马端临的目录学具有深厚的历史学渊源。其“因仍会通”的历史观 ,深刻地制约、指导和启发了马端临的目录工作实践和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对目录巨著《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撰写 ,从指导思想和编撰方法、体例各方面均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而也决定了《经籍考》的目录学价值。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发微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研究《隋志》的最为详尽之作,书首"叙录"部分巧为佳构,可谓引导读者学习和考察《隋志》的最佳资料。姚氏《叙录》采用辑录体式,辅以按语来解释、说明以及评论,藉此表达撰者观点和见解,其中针对《隋志》种种学术疑案的处理,足以解惑发蒙,启迪后学。本文拟结合《考证》及其书尾"后序",阐发《叙录》的微妙之处,为读者更好地利用《隋志》以及姚氏《考证》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