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察”与“内省”:环境威胁引发的绿色消费意愿研究——基于道德情绪的双路径模型

营销学者在探究绿色消费议题方面做了众多开创性工作,然而针对诱因不同的环境威胁是否及通过怎样的心理路径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研究仍然匮乏。本文将环境威胁分为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和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两类,通过4组实验检验了两类环境威胁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证实了无论哪类环境威胁,都会对绿色产品购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环境威胁会通过差异化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影响绿色产品购买行为。当消费者面对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时,其“外察”思维模式会起主导作用,此时敬畏感是促进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当消费者面对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时,其“内省”思维模式会起主导作用,此时内疚感是促进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研究也证实了环境威胁对道德情绪的影响会受自然联结性和道德提升感的调节。

膏体充填:金属矿绿色开采的变革性技术

膏体充填具有安全、环保、经济、高效的显著优势,是近年来金属矿绿色开采的重要变革性技术。本文对近40年来中国膏体充填的发展历程、主要科技成就、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装备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重点阐述了膏体充填对采矿工艺变革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无人化膏体充填、基于膏体充填的全废综合利用这两大重要发展趋势。

煤炭工业数字智能绿色三化协同模式与新质生产力建设路径

煤炭工业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与稳定器,承担着能源保供与支撑新能源稳定发展的时代使命,煤炭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既是落实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与产业体系变革的关键,也是推进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已取得阶段成效,能源保供成绩显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绿色开发与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推进。但当前煤炭工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发展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需求差距较大,可持续发展受多重因素制约,数字技术与煤炭开发利用尚未深度融合,智能化建设仍处于示范培育阶段,绿色化发展不平衡且矛盾突出,煤炭工业的转型升级仍然任重道远。结合当前煤炭工业发展现状与挑战,提出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化)协同的发展模式,明确了煤炭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构建了三化协同发展煤炭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架构,阐述了通过数字化变革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智能化引领关键技术跨越突破、绿色化主导传统产业深度转型三大要素催生煤炭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路径,提出了六大技术体系:通过研发全产业链数据高效采集与深度治理技术体系,打通煤炭产—运—储—销—用全流程的数据壁垒;通过研发构建煤炭行业知识图谱与智能决策管控技术体系,深度挖掘煤炭产业上下游各业务场景的关联关系与价值,为煤炭生产利用全流程的自主决策与智能控制奠定基础;开展煤炭资源智能-绿色-高效开发技术体系、煤炭产业安全协同保障技术体系、矿区生态智能监测-预警-修复技术体系、煤炭柔性开发与清洁低碳利用技术体系研究,实现煤炭开发利用全产业链、全流程的三化协同发展,培育形成煤炭新质生产力,为煤炭工业的整体形象带来根本性变革提升。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双碳”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绿色金融作为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不断赋能。因此,研究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进而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科技在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中起到中介效应;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仅存在区域和维度异质性,而且具有依赖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据此,应从健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推动绿色金融差异化发展、灵活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入手,提升绿色金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效果。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下煤炭绿色低碳发展新思路

在“双碳”目标背景与当前技术条件下,“煤”“废”“碳”构成了煤炭的“不可能三角”,严重制约着煤炭行业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秉持“以废治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着眼“煤”的减损化开采、“废”的功能化利用、“碳”的低碳化处置三维视角,探索“煤”“废”“碳”协同发展路径,为破解煤炭“不可能三角”和推动煤炭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具体包括:①阐明了“煤”的减损化开采科学内涵,明确了生态脆弱区含(隔)水层空间组合特征、采煤减损技术应用下的覆岩移动规律和覆岩采动损伤下的地表变形规律等减损化开采科学问题,提出了面间煤柱“掘-充-留”一体化、窄条带式充填开采和综采架后充填开采等减损化开采技术;②阐明了“废”的功能化利用科学内涵,明确了固废功能化利用的科学问题,包括镁-煤基固废原材料改性方法与机理、多元固废协同作用机制、全固废充填材料性能调控理论3个方面,形成了以固废原材料改性、固废基胶凝材料研发、全固废充填材料制备为核心的固废功能化利用关键技术体系;③阐明了“碳”的低碳化处置科学内涵,提出了“碳”的低碳化处置科学实践框架和实施路径,厘清了在“碳”的低碳化处置过程中关于矿化材料制备、封存空间构筑、CO_(2)封存机理与调控、CO_(2)封存长期环境效应和储库稳定性等方面的科学问题,明确了碎胀空间CO_(2)封存、煤矿CO_(2)固碳充填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利用煤矿采空区实现CO_(2)低碳封存的新模式。立足煤炭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煤”的减损化开采、“废”的功能化利用与“碳”的低碳化处置,对推动煤炭行业“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连锁股东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了吗——基于ESG履责视角

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ESG实践的动机与能力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通过提升财务资源冗余、缓解企业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及提高管理层薪酬水平促进企业ESG表现,产生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成熟期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企业以及碳排放量较高地区企业的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社会环境方面,连锁股东与儒家文化呈替代效应,与法律制度呈互补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在分散持股策略下对企业ESG表现有更好的促进作用,且其促进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资产配置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本文从ESG视角探索了连锁股东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上市公司ESG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政府鼓励或监管连锁股东提供了经验支持。

农业特色产业绿色发展路径

特色产业绿色发展需要立足全产业链,用历史的、全局的、立体的、辩证的思维做好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布局规划,在产业链协同发展、产业链同构性再生、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上把握重点环节,找准绿色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围绕种养结合、农工结合、农旅结合、农能结合等关键举措,做好循环融合生产,促进绿色生产增效。紧抓土壤生态治理保护、农药化肥减量、农膜回收利用、畜禽粪污处理、秸秆资源化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加强绿色生产急需技术研发和引进集成,促进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培养服务绿色发展的技术人才队伍,发挥科技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种植、加工、营销等产业链过程,赋能农业绿色生产,推进绿色转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生产组织化程度,构建法规体系,完善财政、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发挥好市场引导作用,推进绿色品牌创建,建立起特色产业绿色发展的保障措施。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从绿色创新视角切入,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城市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对国有性质和中小城市的重污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绿色创新是数字经济驱动重污染企业绿色生产的重要传导机制,但仅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有中介效应,增加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不是数字经济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绿色创新的门槛约束,随着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数字经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别表现出效应增强和效应减弱的非线性特征。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

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研究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2008—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总维度还是分维度,绿色金融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其中绿色投资的碳减排效应最大,绿色证券次之,绿色信贷最小;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具有中介作用,环境规制与金融市场化均增强了绿色金融碳减排效果;东部组、科技发达组和高耗能组相对中西部组、科技欠发达组和低耗能组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因此,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现绿色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尤为重要。

绿色食品生产模式助力豇豆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的路径探索

豇豆病虫害防控难度大,农药残留超标风险高,近年来一直是困扰豇豆安全生产和质量保障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发展绿色食品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模式。本文基于绿色食品豇豆种植生产和质量安全现状调研,总结了以绿色食品生产模式助力豇豆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的有效路径,分析了影响绿色食品豇豆质量安全的风险隐患,并从农业转型升级视角提出展望和建议,为推动豇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加绿色安全优质豇豆供给提供借鉴和参考。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ESG评级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旨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绿色发展。完善ESG体系对提升企业投融资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实现绿色经济目标意义重大。文章以2019—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ESG评级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注重ESG评级表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且绿色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ESG评级表现与绿色创新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越注重ESG评级,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文章为上市公司重视绿色创新能力和提高ESG评级表现提供了经验依据,对加强ESG体系构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磷矿资源绿色全量利用技术研究现状及突破思路

磷矿是一种战略性、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介绍了世界及我国磷矿资源的概况,指出了我国磷矿资源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磷矿加工技术、磷矿加工副产物资源(如黄磷渣、磷尾矿、萃余酸、淤渣酸、磷石膏)的高效利用、磷矿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等3方面阐述了磷矿资源绿色全量利用技术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磷矿资源绿色全量利用的突破思路。

考虑绿色氢能证书和水电制氢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运行

利用清洁能源发电富余电力电解水制氢,绿色氢能实现了生产源头的二氧化碳零排放,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绿色氢能证书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该文提出一种考虑绿色氢能证书组合双向拍卖和水电制氢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运行方法。首先,为解决园区内绿色氢能证书价格和数量匹配不均衡的问题,提出绿色氢能证书组合双向拍卖(combinatorial double auction,CDA)交易机制竞价模型;其次,建立含水电制氢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模型,并将绿色氢能证书组合双向拍卖机制引入其中;最后,以某省含水电制氢的综合能源系统为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所提模型不仅能有效提高综合能源系统(integrated energy system,IES)的运行经济性,也能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量。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地方环境立法、环境司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立法与司法协同视角

企业绿色创新是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的基础和托底,是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的必然路径。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法从经济价值导向维度和生态价值导向维度衡量企业绿色创新,并以2007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置专门环境法庭为背景,将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具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司法协同环境立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环境成本和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绿色战略调整来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经济价值导向绿色创新,企业更加倾向选择生态价值导向绿色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低的企业、处于经济上行期的企业、处于官员绿色政绩考核时期的企业以及管制行业企业中,协同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对政府推进环境治理、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