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缘事说”: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被遮蔽的隐体系

与"缘情说"相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事说"是围绕着事件概念对文学的本质、发展、创作以及接受重新检视后而建构的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历史文化诗学。发掘"缘事说"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和揭示历史叙事、文化叙事、文学叙事及文学生产的基本机制与内在规律,从而为当下戏仿以及经典再生产等文学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缘事说"的运作方式是缘事生理、缘事生事和缘事生情,创作方法是托事于物、用事、叙事等。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缘事说"的发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诗缘事辨

诗缘事是中外诗学的共同思维路径,缘事的本质是"指事造形",特征是"想象以为事",方法是"托事于物"。缘事不是对缘情的颠覆而是延伸,因为"情"只有在"事"的观照下才能合情合理。诗缘事的讨论,实际是对历史文化记忆以及诗歌叙事、创作内在规律和基本机制的揭示。加强对诗缘事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传统,而且也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当代诗歌创作与诗学建设。

论中国诗学中的缘事说

缘事说是中国气派的文论瑰宝,但一直被文论史所掩埋。"事"是言说或书写的能指,缘情和言志只有在"事"的观照下才能合情合理。缘事而发不仅是文学和诗学生成规律,而且也是整个上层建筑生成的普遍规律。对中国古文论缘事说发掘考辨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缘事诗学纂论

人类在制造、叙述事件中生存,缘事诗学就是基于事件的一种历史文化诗学。创作是理、事、情相融相推的结果,而事一以贯之。情只有缘事才能真实感人,无病呻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抒情性作品;事只有缘事才能扑朔迷离,就事论事不可能成为经典的叙事性作品;理只有缘事才能顺理成章,以理说理不可能成为出众的哲理性作品。就中西比较诗学而言,西方重事件连续性,是自足的时间叙事;中国重事件功能性,是表象的空间序事。中西格义、参古望今,当前中国诗歌亟需缘事诗学的出场。

缘事理论与当下中国诗歌创作

在中国古代,不仅有"情志不通,始作诗"观念,也有"在事为诗"的思想。从缘事的角度看,大凡人感于事而有所兴咏,然后指事造形,用事类义,游于事境,而形于诗赋。中国古代缘事理论主要探讨诗与事的发生、创作、流变、批评等诗学问题,意在揭示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之间的诗性关系。从此维度看,诗人主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以唤醒人对生活的审美记忆,从而使人真正感受到事物与自身存在而富有诗意。中国当下诗歌在经历了理论过剩与创作失范的双重危机后,理应回到"缘事而发"这条务实的创作轨道上来。

中国缘事诗学发凡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就蕴藏着丰富的诗学资源。缘事诗学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资源之一。它滥觞于"结绳记事"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汉代"以事系诗"的《诗》学,发展于唐代"触事兴咏"的《本事诗》,成熟于宋代"论诗及事"的诗话。然而五四以来,中国诗学一般偏重于缘情诗学的转化而相对忽略了缘事资源的开发。发凡缘事诗学,一是要把缘事诗学从中国诗学的隐体系中呈现出来,从而为中国诗学的多元发展提供多种选择;二是要把缘事诗学从西方叙事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为中国诗学本土化发展提供一条路径。

乐府诗学“事”义命题的生成与内涵变迁

《汉书·艺文志》针对汉乐府所采歌谣提出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一经典性命题,其生成吸纳了先秦两汉丰富的诗、乐观念与话语资源,《乐记》《毛诗大序》“心动”“感物”,以“事”论风、雅等的诗学表述,刘向论“感动”以及班固的求实征实观念,都可能对此说产生影响,或与之存在互通关系。“感于哀乐”揭示诗情的生发与触动之因,突出人心和情感的力度;“缘事而发”解释诗情落实、据事而作的特点,倾向诗、事的实质性合一,以发挥“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这一诗学命题与汉乐府实际创作之间存在距离,文本中的“事”更具多样形态。唐人倡导新题乐府、新乐府而提出“即事立题”“为事而作”,“事”义内涵有所收缩,从较宽广的现实社会风俗之事聚焦于时政之事。乐府诗学中的“事”义命题,指向诗、事关系,是对古典诗学、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贡献。

论文学作为事件存在

基于事件不仅构成文学,而且还推动文学的事实以及对传统历史诗学和形式诗学的深刻反思,我们提出"文学作为事件存在"的命题,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清理当前文学本质研究的淤垢以期回到文学存在的活水源头去,另一方面通过事件揭示文学内外构成的基本规定以及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从而对当下文学终结论以及名著改编、文学戏仿等现实问题有所启发。作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文学论争后的合题,"文学作为事件存在"的提出无疑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

汉魏乐府诗“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的成诗模式

"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是汉魏乐府诗成诗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成诗模式不仅影响了乐府诗辞乐关系中以乐为主的特征,而且揭示出乐府诗"缘情而发"、"以悲为美"的情感倾向,并由此形成了乐府诗创作中诗乐相依、即事名篇等创作传统,对后世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新解--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有关事理的考论

《汉书·艺文志·诗赋·序》述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之事,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语。考察有关事理可知,此语并非如自古以来学者们所说的是反映了社会现实、民生疾苦,而是本言汉武帝夜祭用乐,以表达对神祇所特有的“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之意。而《序》又言“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则又兼及了《汉志》对人间歌诗的著录,强调了礼乐的教化功能。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事缘共同体：新媒体事件的组织机制与治理策略

新媒体事件的组织载体是事缘共同体。事缘共同体是一种暂聚共同体,也是一种情感共同体,可以产生群体力量。本文结合"榆林产妇事件",分析了事缘共同体的形成与运作机制。研究表明,事缘共同体因"事"而起,逐渐实现了由己到群的关系构建和共同体的自我赋权。在此过程中,自始至终流动着指向现实政治或社会问题的情感政治流。要有针对性地重视网络空间的政治日常生活化趋势,营造网络空间中的"好情感"基调,加强网络空间中的述情话语体系建设。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略说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略说大明《汉书·艺文志·诗赋·序》论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之署，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沤，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对其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语，历来的解释多认为是说乐府...

缘事诗学与中国古代挽诗创作初探

从中国诗学发展史看,有"事"之诗学,亦有"情"之诗学,中国文化抑事扬情在文学理论中形成了"缘情说",但"诗缘情"的过度阐释使"诗缘事"的诗歌创作观念被严重遮蔽。挽诗是人们对死者进行追念、哀悼以表悲情的诗歌创作,由于"情"的牵引,一般认为,挽诗的创作与"诗缘情"紧密相关。然而,人们并未发现"情"只有在"事"的观照下才能合情合理,挽诗"悲情"的抒发亦是在"事"的基础上衍生。因此,缘事而发是挽诗创作遵守的原则,挽诗的创作方法主要体现为托事于物、用事、事对等。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集叙事和抒情于一体的汉乐府

中国古代"由事生情"的传统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影响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手法。汉乐府中的叙事诗,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又有典型的人物形象,同时在叙事中又带有明显的抒情特征,这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纵观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抒情模式贯穿其中,同时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从《北口外占圈谣》谈起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的满族渊远流长,从金代时起,这里的山山水水就留下了满族先人女真人的足迹。现有满族人十七万。满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现在,丰宁满族人民广泛流行的满族民歌,经过近年来挖掘、搜集到的不下百余首,有的收集在县、地区、省的《民间歌谣集成》里和《满族民歌集》,内容丰富多彩,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和东北满族发祥地的民歌现有相同之处,又有演变中新的内容。入关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吸取兄弟民族民歌中的营养,满族民歌也在不断提高和演变之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跑马占圈谣真实地反映了丰宁满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其他们的欢乐、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