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双线合一与戏剧性——《河山传》艺术形式分析

作为一种疏朗型写作的长篇小说文本,《河山传》在充分彰显贾平凹非同寻常概括和提炼能力的同时,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编年体方式的自觉运用,二是一种双线合一艺术结构的营造与设定,三是戏剧性手段的适度运用。除此之外,《河山传》在艺术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种以不写为写的暗示性描写方式的精妙运用。

新时期编年体小说的时间结构——以《战争和人》《伪满洲国》为例

新时期陆续出现的编年体小说,将史体中的编年体体例引入目录,是为了在章题处增设一种时间结构,从而和正文中新的时间观念形成对话关系。王火《战争和人》在章题中预设正向、进步的时间构架,以统合正文从“背面”描写的历史;迟子建《伪满洲国》在章题处的宏大、线性的时间建构,旨在用形式弥补正文虚化的、日常的时间之不足。形式特殊的编年体小说是历史小说的分支,其流变过程既彰显出新时期时间书写的分化,也见证新历史主义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分析编年体小说的时间结构,对理解新时期“某某体”小说文体的新探索,以及扩展小说“副文本”目录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视化的日本史——以插图编年记为例

从古代流传下来许多编年体史书,无论是作为国家大事来编定的六国史,还是私人撰写的史书。这样的编年体史书,到了江户时代被作为商品来出版和销售,出现了许多迎合民间需求的特点,比如增加插图。用插图来表示历史事件的“插图编年记”,可以使历史事件视觉化和表象化。《新补倭年代皇纪绘章》(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正德三年癸巳改正年代记新绘抄》和《新补倭年代皇纪绘章》(立命馆大学图书馆藏)就是插图编年记,记录的内容包括政治事件、事件的原委、灾害、吉祥、怪异等的事情,还有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在插图编年记中,有关于吴越争霸等中国历史故事和插图。插图编年记中还特意在最后留出几页空白的纸张。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记录此后每年发生的事情。如此,插图编年记达到了强调读者自己也是历史性的存在的目的,并且暗示和鼓励读者参与编年记的编写。

《毛泽东年谱》(1-9卷)

推荐语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增补修订后的《毛泽东年谱》(1-9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年谱》(1-9卷)是一部记述毛泽东同志从1893年诞生到1976年逝世83年间生平业绩和思想理论发展的编年体著作。

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復初齋詩集》的編纂、删改與建構——兼論編年體的虚構可能

《復初齋詩集》目前所存的三種稿本爲進一步考察翁方綱的詩集編纂及詩歌創作提供了有效的文本路徑。對勘研究稿本與刻本,可了解詩集經歷的動態文本編纂過程,包括篇目去取、内容改定、順序移易、卷次分合等。在此過程中,翁方綱不僅大删詩作,改定詩題,還調整卷次,將部分中期詩歌編爲早年之作。作爲詩集最終面貌的七十卷定本,是精心建構與刻意包裝的結果。借助稿本,抽絲剥繭討論詩集的編纂過程,釐清和還原其建構的真相以及藴含的作者意圖,可以引發對編年體别集真實性問題的思考:即使由作者手定編年的作品,也可能是摻僞、粉飾的産物;編年别集作爲一種帶有歷史性與歷時性的文本,同樣存在虚構的可能。

镇番:风流云变六百年

一《镇番遗事历鉴》成书于清中晚期和民国初年,记述甘肃镇番(今民勤县)自明朝洪武三年(1370)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间社会、军事、人口、风俗、山川、名胜、文化、建筑等诸多方面的沧桑变迁,是国内迄今所见的唯一一部编年体县域地方史。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袁枢和“纪事本末体”

介绍中国史学中的“纪事本末体”,谈谈它的起源和基本特点以及它与编年体、纪传体史书的异同,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史学著述的多样性、丰富性,为我们阅读这类著作提供一些帮助。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结构

编年体时间框架的建构,是以自然时间作为轴心,主要包括著作的主体时间的定位与内容编排中时间链的组合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时间是核心,作用是规范著作的框架与范围,保持著作的整体性;时间链不仅具有提挈内容,规范内容时间的作用,还具有强化叙事顺序的功能。然而,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家不是简单地依照自然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其著作时序,经他们笔下建构的时间,虽有反映自然时间的一面,但也有为了主观叙事需要,改变时序,将时间错置,使其出现变异形态的现象,以寓含史家深层的历史思维。由于时间链有相对的自闭性,常割裂史事,因而使编年体无法成为主导性的史学体裁。

论与“编年体”有关的现当代文学史著述问题

"编年体"文学史最近一个时期颇受学界重视。编撰者不满足现行体例重"论"轻"史"的偏向,希望通过复活"编年体"的历史著述体例,构造"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由于主客观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局限,"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目前还未达到成熟、理想的状态。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汉纪》:编年体断代史体制的创立

东汉末年,荀悦依汉献帝之命,按编年史体裁改编《汉书》,成《汉纪》三十卷。荀悦尤其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汉书》的各篇本纪为纲领,综合、剪裁列传和志、表的材料,重新组织、撰写,依年月日顺序记事,做到"贯通上下、叙述简洁、条理清晰";二是成功地继承了《汉书》内容丰赡的特点,多方位叙述历史的复杂进程。《汉纪》的内容完全取材于《汉书》,而其体裁形式和叙述方法却是新的创造。由此,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近四百年间纪传、编年二体"角力争先"的新格局。《汉纪》重振了编年史体裁的声势,刘知幾所言"历代宝之,有逾本传",是对其成功创立编年体断代史体制的高度评价。

关于《春秋文学编年史》研究的思考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凡317年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诗歌和散文作品、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现象及文学活动等，均应作为《春秋文学编年史》所应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为了更好地体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展示中国春秋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使春秋文学研究达到客观性、真实性和理论性、科学性的完美统一。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探索

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表现出诸多方面的新变。在体例方面,该编年史的时间段设计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每一“阶段”与“时代”之前,分别设“引言”与“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特征。这一体例的设计,强化了编年体文学史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