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聪三注《伤寒论》编次体例及变化探析

张志聪是明末清初《伤寒论》“维护旧论派”的代表人物,曾三次对《伤寒论》进行研究注解,包括《伤寒论宗印》《伤寒论纲目》《伤寒论集注》。本文首先梳理了三部著作的编次体例,发现《伤寒论宗印》具备遵循旧序、概括经意、立足条文的特征,《伤寒论纲目》具有先辨经后辨脉、广集观点、发明经意的特征,《伤寒论集注》具备先证后脉、联系经文、灵活阐发的特征。其次将三部著作与《张卿子伤寒论》进行编次体例上的横向、纵向比较,发现编目顺序、“伤寒例”篇和“可与不可”篇存在编次体例上的动态变化。最后,总结认为张志聪辩证看待伤寒旧论,他在维护旧论的同时,也敢于创新学说新论,表达自身见解。

《淳化阁帖》君臣卷编次辨析——兼论卷五《诸家古法帖》

《淳化阁帖》君臣卷的内容编次,自明清以来颇受诸家诟病,至清高宗时期出《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并释文,以史书编纂之体例纠正其中乖舛。但是《淳化阁帖》君臣卷编次,虽有不精当之处,而其作为类书的形式本有自身的辑录逻辑,且大体并无不妥。而卷五《诸家古法帖》虽然驳杂,亦有习惯上之通例。

《新唐书·地理志》京畿地区政区编次中的政治地理观念

《新唐书·地理志》对唐代都城长安所在京畿地区的政区编次涉及丰富的政治地理观念。《新唐书·地理志》对京畿地区政区的编次遵循“东—南—西—北”的方位观,构建出以都城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和拱卫格局,蕴含着以都城为中心以及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

编次分类方法在《内经》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与思考

梳理历代(截至1911年)研究《内经》注家注本的基础上,指出编次分类方法是《内经》学术研究较早也是较多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究其原因与《内经》自身特点有密切关系。编次分类方法研究《内经》具体可分为全文分类研究法、摘要分类研究法、调整篇次分类研究法3种,其重要作用在于突出《内经》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强调《内经》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对于当前中医药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展开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归真研究和《内经》理论体系的理性综合研究。

宋人自编集的文体分类编次意义——以欧、苏、周、陆别集为例

以欧阳修、苏轼、周必大、陆游四家集为例,首先确定其自编过程、传统承续和内在关联。然后与唐代韩、柳集比较,分析其中的文体分类编次情况,从而发现一些承传与变化。宋集将行政公文单列为《内制集》《外制集》。从先赋后诗改为先诗后赋,反映赋、诗地位的变化。题跋大兴于宋,分类也从杂文类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标志着跋文体在目录学意义上的独立。周必大《省斋文稿》首列"题跋"一目。陆游时代方大量使用《跋……》标题。宋四家集各种纪念文章的分类编目、标题名称、文章体例都趋于简明一致,韩集碑志文标题使用的许多别名不再出现。序、说、记、铭等文体更丰富更兴盛,皆单列目录。器物铭大兴于宋,名篇佳作迭出。

明代《五经大全》编次考辨——兼论当代图书馆对该书的插架问题

《五经大全》是明初官方组织编纂的重要经学丛书。该书以宋儒经学传注的影响力为标准,对宋元经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并将其各个分册按照《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进行排列。这种不同于传统"五经"排序的新编次,反映了明初学者对宋元经说全面总结、区别对待的学术态度,代表了明初经学的特点。清代学者没有认识到《五经大全》的编次意图,甚至依据清人自身的学术标准破坏了该书的原貌,让后世学者在插架、著录、称引、研究该书时产生了同样的偏差,使《五经大全》的真实面貌和学术价值被长期埋没。本文利用文献与实物证据,考辨《五经大全》的原初编次;利用图书馆插架与馆藏目录的编制恢复此书的原貌,既是古籍整理的必要工作,也将有助于对《五经大全》和明代经学的深入研究。

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汉书.艺文志》的编次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等级,有着明鲜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也体现了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汉志》编次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对图书总目的分类上,也体现在子目的分类上。

论《伤寒论》编次的两派之争

《伤寒论》研究发展到明代，因宋本《伤寒论》的特点与研究需要，产生了《伤寒论》研究史上的重编派与维护旧次派。两派各是其说，代有继者，争论至今。析其所争，为两大问题：一是合理，一是合实。在解决合理问题上，重编派成绩较大；而在解决合实问题上，两派均无所建树。因为崇圣遵经意识的影响，两派多将两个问题混为一谈，由此往往陷入无谓之争。我们现在研究《伤寒论》的编次，可以一一并且应该一一将此两问题分开，明确研究目的。

《毛诗正义》的编次观

与传统《诗》学不同,初唐《毛诗正义》重视利用《诗经》文本的编排次序阐发大义,将编诗与作诗区别开来,注意到作者(诗人)、编者(太师)和序者等关涉文本的诸多因素,认为《诗经》的体系与思想,决不可能是作者一人所为,而是经过从诗人到编者,再到序者等不同时期的历史积淀。在这种客观认识的基础上,赋予编次以经学大义,不仅拯救了《诗》学权威,而且使《诗经》的文学性在经学的背景上凸现出来。自此,编次便成为《诗经》学史上的热点问题。

从内容看《文心雕龙·物色》主旨与编次

《文心雕龙.物色》篇编次与主旨自近代以来,学界聚讼纷纭,未有定论。本文以文本本身为主,结合题解和《文心雕龙》系统结构分析其内容,从外部和内部进行多角度系统全面研究,指出《物色》其实是一篇以“物色”为主题的文学批评,其中涉及诸多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史知识,不能以某一理论涵盖,于全书可算杂篇,今本编次没有问题。

《伤寒论》太阳病篇条文编次组合串解

《伤寒论》成书于东汉,为仲景所著,历经千年,遭兵燹虫蠹,鲁鱼亥豕在所难免,是书原貌,难以复见,历代医家,条文编次颇有争议,然笔者研讨仲景之《伤寒论》有年,认为条文编次基本上不失仲景之原貌,仍可窥见仲景条文编次之用心所在,今以太阳病篇分析为例,认为纲目分明,主从有序,条条合参,虚实互议,对比鉴别,前呼后应,从始至终贯穿着辨证论治的精神,为外感热病的辨治开创了先河。使后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诚医学经典之巨作。

阳明病篇条文编次试探“胃家实”的含义考释

《伤寒论》阳明病篇共 79条 ,分析原著的条文排列组合意义 ,提出阳明病以因热成燥 ,因燥成实为胃家实的本质 ,进一步提出胃家实 ,实乃肠胃“虚实互更”的生理功能失司 ,肠胃留有宿食粪便之义 ,打破了固有的胃家实 ,包括阳明经证和腑证 ,即“邪气盛则实”的论点 ,从而说明研究《伤寒论》应从原著着手才能识其真谛。

关于《多士》、《多方》编次问题的探讨

今古文《尚书》均把《多士》编次在前，《多方》编次在后，这种做法恐与史实不合。就两篇诰文的具体制作年代来说，《多士》应作于周公致政明年，《多方》应作于周公摄政三年。这表明二诰在《尚书》中的正确编次应当《多方》在前而上接《梓材》，《多士》在后可上接《洛诰》。

《伤寒论类方》编次特点

分析《伤寒论类方》的编次特点,认为序列主方反映了伤寒病变的一般规律和治疗大法,方以类从揭示了仲景辨证论治、随证立方的组方用药法度,以方类证体现了仲景方药的妙用.

《世说新语》书名、类目与编次问题思考

《世说新语》常见书名有三种:《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但究竟何者是它的本名,至今没有定论。《世说新语》类目的设定、秩序的编排与容量的控制彰显着作者的编撰意图,也产生了客观效果。《世说新语》的编排体例实有所本。

论先唐别集的编撰、编次及目录书归类的文学史意味

别集或自己编撰,以家存底本为材料来源;或他人编撰,则以网罗流传社会的散佚之作为主。别集的编次,或以文体分类,后世别集以此类为多;或按时间段落,这透露出作品编年的意味;或以事分类。别集最初归于目录书的"诗赋"类,"诗赋"单独立类是别集出现之最初原因;别集又是适应"文章流派渐广"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文学史意义在于,各体文章也可以立身扬名;别集的标志性文章是诗赋;杂文学观念已经形成。

也谈《聊斋志异》原稿的分卷编次

本文对《聊斋志异》原稿的分卷编次做了进一步研究。结论是,铸雪斋本总目虽重分为十二卷,但保持八卷原稿的篇次、卷次未变。这样,参照半部原稿和康熙本等,据铸本总目就可将原稿的分卷、卷次、篇目等还原出来。在探究原稿分卷编次的基础上,又对《聊斋志异》的创作分期、艺术方法、艺术成就等做了初步探讨,以证明"分卷编次"的研究价值。

王冰次注《素问》的特点

中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大家王冰对《素问》进行了编次和注释,使《素问》这一中医理论的基石之作得以传承和发扬。王冰的编次共迁移原文85条,有分编类(5篇)、合并类(14篇)、补阙论(5篇)。其注解的特点是以经解经,全面注释,训诂方法多样,运用医学原理诠释经义,成为后世研究和诵读《素问》的典范。

《毛诗正义》的《诗》篇编次观

《毛诗》中十五国风次序颇为复杂,孔颖达不反对《左传》所排,又认为《毛诗》含有深意,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十月之交》等四诗,孔颖达亦认为其排列极具深意,只是大多数《诗》篇意义无法明辨。孔颖达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也为新王朝确立了道德规范,后世多有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