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紀、覽、論編纂問題考辨

紀、覽、論的編輯時間及次序問題,歷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通過對文本内部的仔細考察,可以看到紀、覽、論各部分文章篇數一定;各篇長短近似,有時不惜削足適履,把一篇割裂成數篇;有時同一内容反復重出,事例雷同,有急就章之嫌。在《吕氏春秋》編輯過程中,十二紀的編撰尚屬用心,而覽、論部分彼此重復,甚至對十二紀的襲用也是非常明顯的。從對文本與外部文獻關係的考察,尤其是借助新出土的文獻《周馴》與《吕氏春秋》中的三組材料的比對,看到二者之間具有極高的相似性,可推論,《吕氏春秋》編撰成書應該説是同時編成,增删修改潤飾持續至遷蜀之前。從歷時性思考《吕氏春秋》成書前後不同時期的其他經典的文本結構,從經到子,再至史,可以看到其在文本結構上的承續關係。以天地四時人事隱喻開篇似乎是從《尚書》《周禮》《周易》《吕氏春秋》到《史記》共性的文本選擇模式。作品的結構不僅僅是體例形式問題,它必然要表現一定的思想内涵。《吕氏春秋》紀、覽、論的編輯次序呈現了司馬遷與高誘對其文本結構的不同理解,帶有他們自身的情感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