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及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以廊坊市北三县为例

对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进行研究可为区域制定生态保护修复政策提供参考。通过构建遥感生态指数,对廊坊市北三县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分布格局分析评价,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北三县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以“良”和“一般”为主,整体呈下降趋势,等级“较差”面积呈快速增长趋势。建设用地变化、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和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生态用地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异质性不强。城镇快速扩张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建设用地变化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响应最显著。大量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划定城市边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提高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确保区域可持续发展。

西南山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格局研究——以云南省镇沅县为例

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关于贫困地理与农村多维空间贫困、乡村地域系统与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前沿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研究视角,并对乡村贫困地域系统理论内涵进行了初步探析.以云南省镇沅县109个村域为评价分析单元,构建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基于“时空立方体—新兴时空热点分析”的时空演化模式识别方法.研究显示:(1)镇沅县2013-2021年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演化时序阶段性特征经历了“差异波动演化(2013-2015年)—快速演化(2016-2019年)—增长滞缓趋稳(2020-2021年)”3个主要阶段.(2)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模式以连续热点模式为主,加强的热点模式呈零星分布,表征2013-2021年镇沅县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整体上经历了较快且连续稳定的减贫演化过程,是减贫政策普惠作用在时空演化模式上的具体表现;连续冷点模式和持续冷点模式呈现出县域东西两端集聚分布态势.(3)多维空间贫困陷阱主要集中在和平镇、者东镇、振太镇的部分村域,相关村域脱贫稳定性相对较差、返贫风险较高.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深入刻画分析乡村贫困地域系统时空演化格局与特征,对于科学推动脱贫地区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金流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全国722个脱贫县和1058个非贫困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指数,实证检验了金融资金流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资金流入能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且对脱贫县的促进效果强于非贫困县;金融资金流动主要通过带动“实物流”“技术流”和“人才流”发挥促进作用,实现乡村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及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求端、普惠金融发展的供给端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端均能对促进作用产生正向效应。

教育强国建设中县中文化生态重塑的理论意蕴与实践逻辑

基础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作为县域基础教育龙头的县中,其振兴对于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县中塌陷”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教育文化生态的失衡,县中振兴的关键环节是其文化生态的重构。文化生态学有助于为教育强国建设中县中文化生态重构提供统筹全局的新视角。县中文化生态重构应基于文化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重构高质均衡的县中文化外生态;基于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平衡性,重构多样多元的县中文化中生态;基于文化生态系统的互动开放性,重构主体创新的县中文化内生态。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探究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发展理念,以江西省25个脱贫县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评价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泰尔指数模型测度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2011—2020年,江西省脱贫县农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水平较高,年均值为0.738,赣南地区高于赣中和赣北地区;(2)2011—2020年,江西省脱贫县农业产业化发展指数总体水平较低,年均值为0.414,赣北地区最高,其次为赣中,赣南最低;(3)2011—2020年,脱贫县农业产业化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指数由期初的0.321升至期末的0.342,总体处于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4)脱贫县地区内差异对泰尔指数总体贡献最大,县域农业发展协调性较弱。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差异是导致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农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提高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

中国乡村创新创业发展:指数构建与测度分析

鼓励乡村创新创业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但尚未有科学严谨的研究全面揭示中国乡村创新创业的发展程度和时空特征。通过构建包括2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的乡村创新创业指标体系,计算2014—2021年中国县、市、省级三个层面的乡村创新创业指数,并对其发展趋势、空间特征等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总体上蓬勃发展,但区域间存在差异;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新创业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县,国家重点帮扶县的创新创业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非重点帮扶县;乡村创新创业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同时也表现出区域收敛的趋势。乡村创新创业指数已向社会开放,将为各界研究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提供基础性数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没有引起研究重视。首次利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敏感度方程,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多期双重差分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增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流动负债的正向敏感度,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经过排除同期政策影响、处理效应异质性讨论、其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政企融资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长期融资的可得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影响效应在改革强度大与经济财政实力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突出。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兼顾市县利益,处理好简化政府层级与微观经济运行风险的关系。

元江县羊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及危险性因素分析

采用饱和盐水漂浮法和流行病学的“病例-对照研究”对元江县羊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进行调查和危险性因素分析。在元江县10个乡(镇)22个养殖场(户)所采集的339份羊新鲜粪便样本中,寄生虫卵囊总检出率为93.51%(317/339),其中线虫卵检出率为24.48%(83/339),球虫卵囊检出率为69.03%(234/339),混合感染虫卵囊检出率为20.06%(68/349),未检出吸虫虫卵;不同区域、品种羊肠道寄生虫卵囊检出率也有所差异。危险性因素分析显示,成年羊线虫、球虫及混合感染虫卵囊检出率分别是羔羊的2.47倍、2.84倍、2.31倍,表明元江县羊年龄因素与羊肠道寄生虫病流行有中等程度的关联;母羊线虫、球虫及混合感染虫卵囊检出率分别是公羊的1.11倍、1.09倍、1.21倍,表明元江县羊性别因素与羊肠道寄生虫病流行有弱程度的关联;高海拔球虫、线虫及混合感染虫卵囊检出率分别是低海拔的2.19倍、1.9倍、2.09倍,表明元江县海拔高度与羊肠道寄生虫病流行有中等程度的关联;温热气候条件下线虫、球虫及混合感染虫卵囊检出率分别是寒冷气候条件下的2.45倍、2.45倍、2.14倍,表明元江县气温与羊肠道寄生虫病流行有中等程度的关联。

广东省县区级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的现状调查

目的调研广东省县区级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现实情况,为本省院感质控中心对县区级院感质量控制中心质控管理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并探讨相应的管理对策。方法通过问卷星问卷调查平台对广东省202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县区级质控中心进行调研,内容包括医院感染管理专业质控中心的成立时间、人员架构、信息化水平、管理、质控及培训工作情况等。结果广东省有68家县区级院感质控中心,覆盖率达50.37%,近五年成立的占95.59%。专家以临床和护理为主(分别占23.75%、62.97%),学历以本科为主(占71.06%)。仅13%有运行经费。39家已建医院感染信息化监测,23家未配备,6家在建。20家进行质控督导出具质控报告,占29.41%;41家举办培训,占60.29%。结论广东省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组织体系县区级覆盖率正在稳步提升,但是未完全覆盖所有县区,缺乏政策、经费支持,人员配备、人员专业覆盖面不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县区级院感质控中心需统一监测标准、质控规范及考核评价方案,提升院感质控能力,完善“四级”管理与培训体系,以有效推动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秀山县水稻病虫害防控成效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

水稻病虫害防控是确保水稻产量的重要措施。为客观评价水稻病虫害防控成效,2023年秀山县组织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控成效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试验设置完全不防治、严格防治、统防统治和农户自防区共4个处理。结果表明,统防统治区植保贡献率为53.49%,农户自防区为45.58%;按照严格防治区、统防统治区、农户自防区面积各占比15%、35%、50%测算,县域(水稻)植保贡献率为50.66%。2023年秀山县水稻病虫害防控共计挽回产量损失6.97万t,成效十分显著。

“乡财县管”背景下乡镇人大监督的优化路径

“乡财县管”背景下,乡镇人大监督存在人员虚位、权力虚置、监管虚化等问题。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以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规划部署,应提升乡镇人大监督队伍履职能力,激发乡镇人大监督人员的履职内生动力,规范创新乡镇人大监督方式,切实加强乡镇人大监督的机制保障和现代化监督方式的应用,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促进基层财政监督提质增效。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撤县设区、空间一致性与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我国实现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代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突破统计数据受制于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获得空间一致且跨时间可比的县域经济衡量指标。这不仅可避免因使用统计数据可能导致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还可以同时分析“撤县设区”对县(市)和市辖区的影响,为“撤县设区”的研究提供更细致完整的图景。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无论对被撤并县(市),还是对原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尽管“撤县设区”能够促进县域企业吸收更多人力资本,但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撤县设区”改革不能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因。

地方性文化的力量:张謇教育思想与区域县中繁荣

县中是县域教育的支柱和地方发展的希望所在,但近年来县中的师生与制度结构失去了比较优势,陷入困境。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蓝图下,县中如何重整旗鼓?本文基于对全国知名县中聚集地——南通市的调查,借助强文化范式框架,探讨张謇教育思想何以成为一种与结构力量互补的地方文化力量助推县中发展。张謇教育思想在改革开放初的南通崛起叙事中被激活,锚定科教兴市的第一战略选择,使政府注意力优先分配于教育,从而塑造了县中的良好外部生态和主体积极实践,两者的适配进而带来区域县中繁荣。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将县中讨论转向地方性,揭示县中发展离不开由本土社会文化传统和资源产生的强大动力,这为其他地方教育振兴提供了启示。

竞争还是合作: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的政府行为抉择

纵向财政关系的规范与协调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入手,探究了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下纵向层级政府在财政竞争与合作行为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本文基于1997—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计量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后发现,当地级市的财政利益因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受损时,总体来看其下辖的非改革县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将会增加,这表明地级市为弥补自身利益会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以求合作共赢。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强市弱县”情况下的地级市和组织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力强的地级市对余下非改革县的帮扶力度较大;地级市主要借助于专项转移支付工具对余下非改革县进行帮扶而非一般性转移支付。

为什么国家严控撤县设区:基于粮食安全的新解释

撤县设区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但2021年以来,国家多次表态要严控撤县设区。将撤县设区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9年县域经济社会数据,运用多期DID、PSM-DID、CMP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分析了撤县设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粮食安全视角对国家严控撤县设区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研究发现:首先,撤县设区政策不利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一结论在更换回归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量等检验后仍然稳健,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存在长期性;其次,撤县设区政策通过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和“政府注意力”转移两个方面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最后,这种负面影响还存在地区异质性,撤县设区对非粮食生产核心区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导致粮食安全责任进一步失衡。建议谨慎推进撤县设区,平衡不同省份粮食安全责任,有序推进县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PIRLS视域下甘青涉藏州县四年级学生阅读素养调查

利用PIRLS测评框架,对甘肃和青海涉藏州县500名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的阅读素养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学生的阅读态度、阅读目的与习惯、教师的阅读指导策略、家庭语言环境以及文化资源等因素对学生阅读素养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在宏观层面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中观层面上设计多元化的课程、微观层面上优化阅读教学,不同层面的支持网络相互协作,共同推动民族地区小学生阅读素养的全面提升。

“省属县用”改革下助理全科规培基地“分层督导式”教学门诊的实践研究

目的:探讨“分层督导式”教学门诊提升指导医师的教学能力的实践效果。方法:在助理全科规培基地开展“分层督导式”教学门诊,比较培训前后指导医师的SOAP病历批改及门诊带教能力的差异。结果:培训后指导医师在SOAP病历批改及门诊带教能力上均有显著提升。结论:“分层督导式”教学门诊可提升指导医师的教学能力。

延津县农业产业化发展探讨——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与延津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为例

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市场化的一种系统形式,通过“科研+企业+基地+农户”等多种模式,实现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文章结合延津县农业产业化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采取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高优质品种占有率、示范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深化科企合作和加强品牌建设等进一步推动延津县农业产业发展的对策。

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产业发展障碍因子分析:基于陕西11个县的客观赋权测评

通过对陕西省11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2016—2022年的县情分析和基准年农业农村发展状态的TOPSIS测评,观察这些县区经济总体演化轨迹和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对比情况,并理清其各自优势指标与短板指标.分析结果认为,目前重点帮扶县的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发展能力不强以及风险防控能力较弱等.建议抓住重点帮扶战略安排机遇,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建设三产融合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构建高质高效产销对接长效市场机制,完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并建立立体化风险防控体系以突破产业发展障碍,推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