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简牍所见秦代县廷官吏设置

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出,秦代县与县下各级部门小吏之长官皆可称“守”,以表示“长官”之义。同时,“令”和“啬夫”,是当时并存的行政长官称号。就县佐官而言,里耶秦简中的“守丞”出现非常频繁,似不能简单以“试守”来解释;秦代县尉有置吏权,且无需征得县丞的同意。另外,秦代县下小吏的设置异常复杂,且职权划分不很明确,反映出秦代县廷小吏行政职能不太分化、县行政科层化程度不太高的状况。

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和模式——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

本文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从信息获取途径、应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三个方面揭示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经考察可知,东汉中晚期县廷的行政运作已进入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不仅获取和验证信息的途径变得多样化,县属吏分工更加明确有序,而且县廷的应对方案也更具针对性。通过梳理县廷行政运作诸环节还可以见出县属吏是协助县长吏完成日常统治的重要力量,二者的"合作共治"是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常态模式。该模式是东汉王朝统治地方社会的重要方式,持久地影响着汉末以降的历史进程。

秦代縣廷獄史的職能與特殊性

秦代獄史除了百姓的獄案外,也可能審理會計問題、監察縣廷屬官。秦統一前後面臨財政與新地問題,需要更多獄史處理案件,這使得獄史編制較多,仕途通暢,擔當了控制列曹和官嗇夫的角色,是維繫縣廷統治的關鍵。

出土简牍所见秦至汉初的县廷令史

令史作为县廷的属吏,在秦至汉初的县廷中拥有广泛的职能,协助县长吏处理文书行政、簿籍管理、县官买卖、出仓入仓、循行府庙、治狱和镇压盗贼等各方面的事务。伐阅是选任令史的主要途径;此外,史学童也可通过两次考核升任令史,但人数较少。令史的秩次直接影响俸禄,虽然收入有俸禄、月食和赏赐,但总收入还是比较微薄,即便有车马和休假的优待,待遇总体而言也并不是太好。

《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

根据里耶秦简,秦朝迁陵县设有九曹,即少内、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厩。金布为少内所辖专司出纳、统计、核算的部门,田官、畜官属于都官系统,不归县廷直属。九曹之中,县丞主狱曹事,"廷主吏"主吏曹事。在秩级上划分,少内、仓、库、司空、厩为"有秩吏",尉史、户曹史、狱史为"斗食吏",唯吏曹情况不明。乡置乡部和田部,与汉初律所载律文吻合。"××守"之"守"的含义,可以确定者有"试官"、"临时代理"之义,其余义项尚有待进一步分析。

基于GIS的北京市延庆县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域划分

随着灾害科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地质灾害已成为其重要的研究领域。文章利用遥感技术及GPS工具获取地质灾害的特征信息,在对地质灾害的成因背景分析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评估理论构建了地质灾害发育度模型。以北京市延庆县为实验区,采用ArcEngine&.NET进行易发性分区程序的编写,计算研究区域内单元网格的发育度值。为了克服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和人为因素,在计算发育度时引入修正系数,从延庆县DEM数据中提取单元格网内的地形坡度值,根据坡度值区间确定修正系数。将发育度计算结果按照一定规律、原则聚类,进行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域划分,取得了与实际情况较为一致的结果。基于“3S”技术及灾害地质条件,采用地质灾害发育度模型,可以较好地用于区域地质灾害易发性区域的划分,并能为防灾、减灾提供重要信息。

实施产业化经营 做大做强小麦经济——延津县发展小麦经济的实践与思考

延津县在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 ,立足国有企业的自身优势 ,主动参与到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过程中 ,运用工业思维发展订单农业 ,实施振兴小麦经济战略 ,取得显著成效。优质专用小麦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格局 ;专业化合作组织建立并逐步完善 ,产销结合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明显 ,实现了产销双方的互惠互赢 ;龙头企业成长迅猛 ,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扭转了粮食外销困难的局面 ,实现食用小麦出口零的突破。

发展生态农业 建设有机食品基地

有机食品作为生态农业的典型标志,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必然选择。北京市延庆县发展有机食品条件有利: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区位优势突出、基础条件良好、符合县情、市场前景光明。为此,各级领导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实施生态工程、构筑发展有机食品的坚实基础,搞好布局和功能定位等。

秦縣尉與士吏關係新探

秦縣廷中除了常見的處理政務的“令、丞、令史”組合之外,還存在“令、尉、士吏”的軍務組合。縣尉在廷中除了承擔軍務之外,還可以在縣丞出缺的情况下代行職責;士吏是廷内吏員,分擔了縣尉的部分職能,通過與縣尉共同治事的方式,作爲縣尉與縣廷之間的聯絡點,同時也對縣尉形成制約。

秦代的县廷

秦代的县廷以令、丞或守为长官:令得掌兵,丞无兵权,守是不具充足任职资格的县长官。守丞负责县廷机构的日常运行与文书事务。县廷分设令、吏、户、金布、司空、仓等六曹,作为县廷的政务机构,各以令史主持;分设少内、司空、田官、仓、库、畜官等具有管理与经营双重职能的诸官,作为县廷直属机构,以"守"(啬夫)为长官。尉受郡尉与县啬夫"双重领导",有独立衙署,置尉(守)与"佐",以"尉史"实际负责尉官的日常行政事务。狱史受郡卒史与县廷长吏的"双重领导",具体负责县中司法案件的审理,并具有监察职能。秦汉之间,县廷分设长吏与少吏两个层级的吏员、以列曹与诸官分治政务与管理、经营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变化,然丞、尉实已成为令(长)的佐贰官,狱史则成为县丞的属吏。

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简纸更替对中国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与权力运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以致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最高呈至县级机构。这些文书所负载的管控民众、征发赋役的基层行政功能,也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末端的乡一级机构展开。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分以及鱼肉百姓的经济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并不掌握赖以稽核的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而喟叹。纸张代替简册后,在帝国革除乡政弊端以及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内在驱动下,各种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亦随之由县令统揽。简纸更替虽为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提供了技术条件,但县廷并不具备直接面对分散个体小农的能力,随着唐后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的士绅阶层逐渐登上乡村政治舞台,从而开启了后世“皇权不下县”的局面。

关于统万城历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十六国时期匈奴夏国都统万城建造的起讫时间、统万城与汉奢延城、大城的关系、统万城的城制形态等相关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重新解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认为:一、统万城建设的起讫时间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公元413年和419年,而是公元413年和424年;二、统万城既不是在十六国时期大城基础上兴建的,也不是在西汉上郡奢延县城的基础上兴建的,而是在汉朔方县所在地基础上兴建的;三、将统万城划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外郭城三大块的做法显然是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相违背,统万城筑造外郭城也不适宜于从事游牧的匈奴民族,至于现在东、西城外存在的不规则分布的夯土遗迹,东城之外的部分可能是在修筑统万城时未被加以利用的汉朔方城的残留遗迹,西城之外的部分疑为一处类似皇家园林的游猎场,或是战备马匹的圈养场。

云梦简中所见的秦国仓廪制度

本文主要依据云梦秦简资料,辅以文献资料,论述了秦国仓廪的建置、管理系统、粮刍屯储、粮刍用途等问题。文章认为:秦国仓廪的大规模建置当开始于战国时;秦国仓廪分为中央太仓和地方县仓、乡仓三级;太仓与内史共同负责管辖地方仓廪;秦律对仓廪的粮刍收藏、颁发做出了严格规定≯秦国仓廪制度的完备为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提供了保障,这也是秦能并兼六国的原因之一。

秦县少内财政职能及其管理制度

战国晚期的秦国以至秦代,一县征收的罚款、赔款、货币税和各官府的经营收入都会汇集至少内处,少内是县中全部钱款收入的储存机构。与这一状况相应,少内同时也是县中兑付购赏、发放贷款、购买奴隶与物资等各项开销的支出机构。除负责出纳钱款外,少内还有管理县内官有物资的职能。因此,少内是一县官有财物的管理机构。每当完成一次财物付受或交易,少内都会收取券书作为凭证,同时别简记录付受或交易的信息,并定期参考这些记录以制作反映财物数量的计书。少内须按时把券书和计书上交给县廷的金布曹。通过浏览并核算少内上交的券书和计书,县廷就能够全面掌握少内的工作情况,发现其工作疏漏。在监管考核之外,县廷有时还会直接对少内的出纳工作发出指示,如要求少内为特定项目支付钱款等。这些指示有的是县廷领导权的正当表现,有的则可能是滥用权力的结果。

一个粮食人的担当

近日,笔者在秋粮收购期间第六次来到江苏省宝应县廷柏粮库,专程了解该库今年开展秋粮收购工作的一系列情况。在粮库门口,笔者看到,卖粮运输队伍秩序井然。见到库主任赵启辉时,他正在办公室目不转睛地盯着数字化监控视频,仔细查看卖粮车辆从进库开始后的全过程,听到我们招呼才回过神来请我们坐下。说实话,与上次见时相比,他明显沧桑了许多,以前可谓是＂老帅哥＂,现在只能算＂渣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