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县行政主官称谓考

有关秦代的传世和出土资料显示,秦代县行政主官称谓有三种：令、啬夫和守。秦时期只有县令而未有县长；啬夫也是县主官的一种称谓；守则是从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以及早先出土的部分铜器铭文中考证得出的。到了汉代就基本固着在县令长一个称谓上。县主官称谓的不统一,反映了秦代郡县制初创时期中央统县和郡统县并存的实际状况,也展现了郡县地方组织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

晚清州县委员与官僚行政——以巴县为例

有清一代,地方督抚大员因特定事务临时差遣的办事人员称为委员,“事竣则裁”。咸同以后,州县各类型公局机构大量兴起,委员出现了“任期化”的趋势。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南部档案》等州县档案资料的梳理,详细考察州县委员的职位、薪水及委员的承充、卸任过程,并对州县行政事务中委员的职责、委员与州县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清政府通过差遣委员,为候补官员提供了就职的“岗位”,有助于州县新增行政事务的运行,更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皇权下县”。

刘湘政府(1935-1938)对川省基层行政人员的任用倾向

四川新政府成立后 ,即着手整顿基层行政人员。刘湘政府对县级行政人员的任用权尽量加以控制 ,通过县政人员训练所 (简称县训 )训练出大批基层行政人员 ,“县训”出身者与刘湘政府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而其他非“县训”出身者不仅地位远不如前者 ,任职也困难得多。这种状况直到刘湘去世、邓汉祥调职 ,王缵绪继任省主席后 。

令史与秦及汉初的县乡行政

秦及汉初,县的组织架构已形成曹、官两分格局。县乡行政呈现为县廷与作为诸官之一的乡之间的政务往来。而“廷—官”模式进入实际运作层面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令史居于县廷之内,“直”曹审计乡官事务;另一方面,令史又常被外派至乡,监督县下的物资出入、商品买卖与业务处理。进而,令史还直接参与乡官事务。户籍的编造、使用,副本的呈县保管、再使用,背后都有令史的身影。为维持乡官运转,令史甚至可因故代理乡部啬夫。秦及汉初的县,不仅通过廷内、廷外差遣令史,实现县廷与乡官政务的有效连接,而且赋予了令史审计、监督、参与、代理等自上而下、自外及内的诸多职任,从而强化了县廷对下属诸乡的行政控制。令史在县乡行政中的活跃,又为理解西汉中期“掾”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启示。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对中国县乡行政机构改革的现实分析——以西部D县为研究个案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对行政结构进行了五次全国性的改革。但是,县乡行政机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许多新问题。为什么多次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本文以西部D县作为个案,以D县近年来的行政机构改革情况为观照点,通过考察改革中县级行政结构的垂直关系和横向关系,来分析中国行政目前面临的许多现实困境,透视中国县乡行政机构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出路。

清代北方乡约与州县行政

清代北方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虽然有利于州县行政绩效的提高,但伴随着乡约的行政组织化,乡约首事和吏役勾结害民的现象开始出现,并引发了乡约权力和官府权力的矛盾,从而使乡约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复杂化。

契丹辽朝州县行政管窥

契丹辽朝虽然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早已在其前史中就开始接触州县行政了。循契丹辽朝州县建置的发展脉络,以州县人口来源为根据,契丹辽朝州县大体可分为移民州县、燕云接收州县和边防城三类。契丹辽朝移民州县的设置和燕云州县的整体接收,巧妙地解决了原有部落组织的保留与中原州县行政的移植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充分地体现了契丹辽朝"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而且透视出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轨迹。

论乡约行政组织化背景下的乡约与官府的关系

清代北方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虽然有利于州县行政绩效的提高,但伴随着乡约的行政组织化,乡约首事和吏役勾结害民的现象趋于普遍化,并引发了乡约权力和官府权力的矛盾,从而使乡约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复杂化,而官府出台的强化对乡约监管的措施,使清代北方乡约与官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乡约进一步沦为半官方的基层社会组织。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就地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是"就地城镇化",其重点在于推进县(镇)的城市化,而后者的推进需要改革"市管县"、"县管镇"的行政体制,这就必须调整行政区划,以行政区划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即邻近较发达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区"或"撤镇设区";而远离大城市的县(镇),宜"撤县设市"或"撤镇设市"。

江西省县市行政中心与地学关联性分析

基于江西省地学背景-地域经济专题GIS,将行政中心与构造分区、地层、岩石、地面高程等地学专题进行叠合观察、区域统计和分析,发现江西省县市行政中心分布在八个构造行政区带上,且大都分布在构造单元上缓冲区10公里以内,地层以中新生界为主,岩性以沉积岩为多,高程以0-100m占绝大多数。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县乡行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改革从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关系改革,进入了以完善农村上层建筑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的阶段。此次的农村税费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成效有多大,改革能不能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基层政权主体和支出机构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乡级政府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县级政府,要解决此问题,最好的出路是对县乡两级行政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从制度创新着手,打破现存的"压力型体制",重构农村行政治理结构,而不是简单撤销乡镇一级政府。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美国的县司法行政官

县司法行政官是美国重要的县级官员,是美国警察体制中一支独特的执法力量。本文介绍了县司法行政官及其所在部门的主要职能、人员配备、执法情况、政治背景及其在美国不同地区的作用。

我国县乡行政管理层级的结构调整与改革路径

县乡行政管理层级的结构调整有利于我国新时期改革的深入进行。文章从县乡行政管理层级结构调整的必要性、要点以及改革路径进行了分析。

对县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监督的分析与探讨——以湖南省部分县区内控为例

加强县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及其监督是县区财政监督的新课题。本文从当前县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现状分析入手,梳理了当前县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不健全形成的主要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反思存在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财政加强对县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及其监督的对策思路。

秦代遷陵縣行政信息傳遞效率初探

本文嘗試討論里耶秦簡所示秦代遷陵縣行政信息的傳遞效率。通過計量與個案分析,發現遷陵縣與上級洞庭郡/他縣的外部信息傳遞效率遠低於縣内部,似不宜預設統一後的秦帝國内部郡縣之間的信息傳遞必如想象中高效。

市县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研究

目前,我国市县的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理念、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机制方面存在诸多不科学、不规范等问题。加强预算管理,应树立先进预算管理理念,强化预算编制管理、预算监督和控制,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确保预算执行效果,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抗战胜利后广东基层行政人员的异动及其成因(1946~1949)

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石,行政人员作为其主体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广东县级行政人员及乡镇保甲人员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不正常的裁减、调动、请假、辞职以及行政不作为、怠工、逃遁等异动行为。究其原因,主要有基层行政人员待遇低微、“三征工作”任务繁重、抗战时的责任感缺失以及政府的低薪制等。地方基层行政人员的异动从一个面向揭示了战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