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与宋代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形成和兴盛,与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直接相关。《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说话人提供蓝本,所收《张浩》《苏小卿》《隋炀帝海山记》《温泉记》等传奇文本,与唐人传奇、宋人笔记路数迥异,而与话本格调相近。据此考察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可以发现:从小说内容来看,放诞不检的“才子”“佳人”上演了一幕幕欢场大戏,与唐人辞章化传奇的唯美情调迥然不同;从文本构成来看,大量穿插诗词,以“雅的这样俗”的方式体现了浓郁的民间说唱风味;从艺术手段来看,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打破了此前文言作品的叙事惯例。宋代话本体传奇是传奇小说的一种新的文本类型。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从“杂文”到“古文”——宋代总集编选与新体论说文的文体独立

唐宋古文运动中兴起的原、解、辩、说等新体论说文,在内容上以立意为宗,着眼于思想的论辩与义理的阐释,在命篇与表达上师法经、子、史,呈现重要新变。这种新变既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造与主动选择,也是时代思想嬗变的文体表征。这些新体论说文在进入集部时遭遇如何归类的尴尬处境。宋初总集《文苑英华》以“杂文”一目容纳这些作品,至姚铉编《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目,将其突显于其他文体之外。从北宋到南宋,各种古文选本的编定,使这些新体论说文从“杂文”中剥离出来,成为古文经典,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悠闲无忧,青年时相思哀愁,中年时困苦悲痛,老年时洒脱淡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50首,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化价值: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路凌波的诗歌创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湖南诗文总集文献的规模及其价值——兼《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补遗

湖南诗文总集数量可观,类别丰富,仅《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著录的存世诗文总集就有291种,更有多数湮没未闻者。根据其收录作品的地域特征、作品类型及作者身份等要素,湖南诗文总集可大致分为省域、郡邑、宗族、唱和、题咏、课艺、尺牍、联语、闺秀、方外等十类,保存了大量的诗文、人物、史实等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提供更广泛的参考,通过检索各类目录及调查走访,现补充著录湖南总集115种,其中包括《岣嵝书堂集》《岳阳古集》等近40种存世总集。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骈文类书、总集分类的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的明代骈文类书和骈文总集分属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但这两个部类对于这两种书籍的分类标准界限模糊,从而使得所收书籍的归类摇摆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之间,并出现书目重叠的情况。其原因既是《总目》的编纂理念和标准受到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又是由类书和骈文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之成就、问题与出路

自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河汾诸老诗集》拉开现代意义上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大幕以来,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经历了蹒跚起步、快速发展、繁荣深化三个阶段。截至2021年底,至少已有560种地域总集获得整理出版,大抵占存世总数的30%,整理工作取得了可观的阶段性成就,主要表现在出版积淀呈加速推进的良好态势、多元化整理出版格局完全形成、地域总集的自我身份意识初步奠定等方面。但在整理与出版过程中也存在较多问题,比如重复出版较严重,时段、区域、类型等方面的分布不平衡,版本不当,整理失误,书类混淆,索引缺失等。需要从加强整体规划、力避资源浪费,着眼薄弱环节、完善出版格局,杜绝不规范整理、提升学术含金量等多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功用观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沿承《隋志》,重视总集的文学功用,但论述比《隋志》更为细致全面。一方面,《总目》更强调总集的学术功用,认为总集可保存文献,可为考证、校勘之资,为典故之薮,有存史之用;另一方面,《总目》也重视总集的现实功用,认为一些总集有益于现实、政治、风教,能够反映社会风习。《总目》最重总集的学术功用,较传统只强调总集的文学功用,其总集功用观有所拓展和转变,也更为系统、全面,是站在学术总结期的富有总结意义的认识。

民国时期传统地域总集编纂新变论

民国时期编纂存世的约300种地域总集,是一笔十分丰厚却又被长期忽视的文化遗产。它一则包孕着丰富的地方史料,同时作为巨变时代的产物,本身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编纂观念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元素与存续传统愿望,以及二者背后殊途同归的文献保存与文化传承意识;类型结构方面,形成课艺总集与谣谚总集的此消彼长;区域分布格局层面,出现显著的走向边疆与层级下移现象,均使这一时期的地域总集编纂鲜明凸显出自身特质。

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叙录

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始于唐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至清代大量出现,共编纂34种,其中清代前期7部、中期20部、后期7部,是对福建地方文学创作的梳理,标志着福建文学进入总结提高阶段。清代福建省级地方诗歌总集中,华亭田茂遇、董俞辑《十五国风高言集》四卷,建宁朱霞辑《闽海风雅》十卷,龙溪黄日纪辑《全闽诗俊》六卷,侯官郑杰辑《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二十一卷、续十一卷,长乐梁章钜辑《乾嘉全闽诗传》十二卷,侯官郭柏苍编《全闽明诗传》五十五卷,侯官郑杰原辑、侯官陈衍补订《闽诗录》四十一卷等是梳理福建地方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省级地方诗歌总集。

明代福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考述

福州地区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始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明清时期异常兴盛,共编纂出地方诗歌总集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其中徐[火勃]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12卷,袁表、马荧辑的《闽中十子诗》30卷,邓原岳辑的《闽中正声》7卷,徐熥辑的《晋安风雅》12卷,叶向高辑的《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等是梳理福州府历代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地方诗歌总集。

元代地域总集编纂特征论

元代是我国地域总集编纂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产生的地域总集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出现了一系列新变。我国第一部面向北方的总集、文史合一的体例、课艺类地域总集的雏形,都能追溯到这一时期。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文学色彩颇为鲜明的地域总集,从而一改宋代史志化流别独大的局面。诸多新变均在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

清代四川清诗总集编纂群体考论

清代四川编纂诗歌总集之风盛行,编纂的清诗总集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名家之选。在四川清诗总集的编纂者中,士绅是无可置疑的生力军,他们之中既有入蜀的流寓官员,亦有在外宦游的川籍官员,还有悬车回乡的耆旧,以及川省本地的落魄举子。除士绅以外,蜀中亦有许多方外人士积极投身诗歌总集的编纂活动。这些编纂者身份、阅历以及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进行编纂工作时有着不同的宗旨与目的,最终形成了四川清诗总集多样的面貌。

《四库全书总目》十二种明清总集提要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传统目录学领域的一部经典文献,虽已有较多的研究论著面世,但在编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粗疏、含混、讹谬、抵牾之处仍需考订研究。本文以魏小虎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为底本,针对总集类中仍存在问题的十二种明清总集一一进行分析补正。

元末集会总集的留存状况及其文史价值

集会总集是文人雅集诗文的结集,元代此类总集尤多。检阅元人序跋、历代图书目录等,得元代集会总集约29种,其中整本留存者8种,有诗作残存者8种,散佚者13种。然元朝前、中期竟无一存留,8种现存者均编于元末。古籍存佚有幸与不幸,元末集会总集历经淘洗得以幸存,定有其优势与独特价值。一方面,元末集会总集大量保存蒙古、色目等多族士人诗作、当世名人的集外诗,利于体认元人诗歌全貌及后世选本的裒辑,体现出卓异的文献价值。另一方面,不同于唐、宋集会总集多收君臣应制、唱和诗,元末集会总集所收诗作是文人摆脱政治压力后自发所为,反映了普通士人、地方官员、大都退隐官员等不同士人群体在元末乱世下的真实心境,有利于元代文学史的客观建构。

讀者的力量——清代古詩總集的閲讀、編纂、出版歷程初探

古詩總集,或先唐詩歌總集,往往是時人了解唐代以前詩歌傳統的重要媒介。明清以來,先唐古詩總集的編纂與出版蔚爲風氣,諸多新刊古詩選本的出版爲各類讀者帶來了多樣的閲讀體驗,讀者通過與編者、出版者身分的不斷轉换,從而參與到新出總集的編纂與出版過程中。近年來,學界對明代這類總集的考察較多,而對清代的材料關注不多。本文聚焦於清代古詩類總集文獻,以讀者的功用與角色爲討論重點與線索,結合現存總集材料,進行宏觀上的定量分析與微觀上的個案觀察。本文首先對現存文獻進行定量分析與初步梳理概述,隨後按照讀者、編者、出版者之間的角色轉换,討論清代這類書籍的“傳播迴路”,探索不同讀者通過種種方式成爲編者或出版者的過程,進而對清代這類總集的閲讀、編纂、出版歷程進行初步勾勒與呈現。

《四库全书总目》视域下的总集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及书目提要对总集的源起、总集的分类、总集的收录范围、总集的作用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编纂和评述时体现出了《总目》自身的特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