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与王羲之小楷对比

汉代末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创新发展。这段时期玄学盛行,人们在精神上也变得更加自由与开放。东汉时期隶书是主要官方字体,小楷只在民间流行,但钟繇在篆隶的笔法基础上发展出独具个人特色的楷书,王羲之则在钟繇楷书的基础上进行转变与创新。本文将通过对钟繇与王羲之的客观生平与主观技法,及两者小楷在用笔、结构与章法等方面进行对比,从多角度来分析两者异同。

张僧繇籍贯、改名考辨

张僧繇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并称“画家四祖”,而其生平却扑朔迷离,甚至连籍贯、名字等基本信息都是一本糊涂账。本文在反思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认为其籍贯为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云顶山,原名张繇。

钟繇姓名音义辨正

钟繇,字元常,三国时期魏国人,在政治、书法等方面均享有盛誉。钟繇之名“繇”字的读音有三,通过对“繇”字的不同读音及含义进行辨析,再结合钟繇姓名来源,认为钟繇字元常均与皋陶相关,应读“遥”(yáo)音,钟氏家族的起名特征亦确证了这一点。就地望来看,钟繇故里位于中牟县城前张村钟城遗址,其周围今有东陶、西陶等村。虽“繇”通“陶”,但东陶村等为明代山西移民所建,与钟繇无关。

《左传》《国语》所见旧有繇辞及临时自撰繇辞考辨

所谓繇辞,狭义上来讲就是押韵的卜筮辞。《左传》《国语》所见的非《周易》繇辞,可以从创作性质上分为旧有繇辞和临时自撰繇辞。前者是在某次占卜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繇辞,占卜之后可以依照使用,共九例。后者即卜筮者在某次占卜后临时创造的繇辞,共五例。将二者置于其本身的使用和制作情境中考察,可知繇辞是应卜筮需要而产生的,早期繇辞制作的历史是一部在具体的卜筮场景中不断承袭、改编与创新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作者的文体意识逐渐清晰,企图创作出一种整齐的韵语繇辞,而在汉代文士的著作中也能找寻到这种制作方法和文体意识的传承。

传钟繇“流美”论与魏晋书法美比较研究

钟繇是魏晋时期享有盛誉的书法家,被后世尊为“正书之祖”,他的书法作品与书学理论对研究魏晋书法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传钟繇“流美”论,以用笔为天、流美为地,对后世书法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此论作为参考对象与魏晋书法美进行比较研究,可探寻“流美”论的合理性,同时发掘魏晋书法美的特点。

钟繇书法的形成渊源、艺术特色与历史影响刍议

钟繇作为“楷书之祖”,对楷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巨大贡献。其卓越的书法艺术成就,与汉代以来颍川郡钟氏家族厚重的文化素养积淀息息相关,亦与钟繇融合众长、顺应时代变革的书法创新追求密不可分。钟繇楷书具有意蕴高古、天然质朴、茂密幽深、高雅温润等独特艺术特点,是东晋时期“书圣”王羲之楷书风格形成的源头,亦对南北朝、唐宋、元明时期的不少书法名家产生了悠久深远的影响。

钟繇《宣示表》探析

钟繇作为魏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代表作品《宣示表》为后人争相效仿,作品整体温润雅然、浑然天成,没有刻意书写的痕迹,无论是章法还是结字,都呈现出高古典雅之态。从《宣示表》的历史背景、书风特征、版本辨析及其影响出发,分析钟繇《宣示表》的艺术之美。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

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繇的词义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徭役或苦役,它含有繇使、繇役等多重语义,其中繇使就类似于出公差,秦汉时期的一般官吏随时都有繇使的可能。

钟繇故里考辨

钟繇作为“楷书之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誉。当今学术界多依据《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所载钟繇“颍川长社人”,直接认定钟繇故里在今许昌长葛市东,缺乏明确的史料支撑和逻辑论证。依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以及更早的南朝刘宋地理文献《述征记》的相关记载,唐宋尉氏县城西北三十五里的“故钟城”应是钟繇的故里,在今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北。通过对汉魏长社县境内地名的对应考证,复原出汉魏颍川郡长社县的大体辖境,中牟县刁家乡城前张村之“故钟城”正在汉魏长社县辖境的最北端。结合汉魏墓葬制度变迁的具体考察和历代碑刻的文献梳理,可知今中牟县城前张村钟城遗址南三里的浩坟岗、高坟岗一线,应是汉魏之际颍川郡钟氏家族的家族墓地所在。南宋时,原属尉氏县管辖的钟繇故里“故钟城”,已经改隶中牟县管辖。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张僧繇四题

在反思前贤相关研究基础上,经过较为详细地钩稽考索,对南朝梁代大画家张僧繇官职、家世、师承、画作与生卒年等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

新蔡葛陵楚卜筮简中的繇辞解析

新蔡葛陵楚卜筮简中记录了战国时期楚人占筮时的卦画和繇辞,本文尝试利用卦象对繇辞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繇辞与卦象大体相符。这种解卦法,也见于《左传》和《国语》,可见战国楚地楚人的筮占是用《周易》,与春秋筮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竹简繇辞不见今本《周易》,当是民间的另一种传本。

晚明书家对钟繇楷书的崇尚

晚明书法的关键词中多有"以狂出新"之语,却往往忽略"复古"之词。此古为"魏晋之古",晚明"以狂出新"的诸多书家也受此古风的熏染,尤爱钟繇楷书。他们在此风的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迥于前人的浪漫主义书风。

“钟繇三体”视阈下的晋唐行书演进态势

"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是曹魏时期钟繇所擅长的三种书体,它们都趋向于隶书解散后的楷书系统。楷书系统中的今草源出于隶草规范化的章草,行书构成了楷书系统实际上的草体,当时称为行狎书,而楷书系统中的楷书正体由于书写载体、书写目的等原因表现为章程书、铭石书两种类型。"钟繇三体"中的行狎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延续其自身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其楷书正体章程书、铭石书的影响。行狎书、章程书影响下的行书、铭石书影响下的行书,这三种类型的行书在晋唐之间争奇斗艳,涌现出王羲之、李邕等名家,但随着楷书系统内部的融合统一,作为其草体的行书也逐渐融通为一。

论《灵棋经》繇辞的诗体特征及取象艺术与意义

《灵棋经》的占繇辞,称之为"象辞",是四言体诗歌,引《诗》灵活、押韵工整、句型多变,四四、四六、四八的偶数句型结构是诗歌的标识之一。《灵棋经》占断是数字的游戏,卦形符号由数字与上中下组合而成,数字扣合卦象,还用于象辞的编写,深刻的象征义和《周易》数理一脉相承。《灵棋经》占断辞的运意取象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和卦形、卦名含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灵棋经》占断象辞可称之为"类签诗",它的诗体艺术对后代签诗的生成起着推动作用,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

“面短而艳”——张僧繇人物画面相模式探微

南北朝晚期至隋唐初期的佛教石窟中,"秀骨清像"风格的造像却开始悄然隐退,张僧繇在进行绘画创作时,将佛教题材和技法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改造,创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面短而艳"的"张家样"佛像。对后世的绘画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艺术发展和艺术创新的重样本。

花东甲骨的繇辞

花东甲骨中的繇辞主要有永、正、若、用等,它们或为单字,单独使用,或为多字联合使用。另有一些类似的辞例,也可能属于占兆的繇辞。

论童谣和繇辞的作者范围

中国古代政治童谣和繇辞过去研究者很少,关于其作者也少有关涉,但是对古代典籍之中童谣和繇辞进行探索,发觉童谣繇辞作者无外乎出自两类人物:或者是专业人员,如卜官、史官、乐官;或者是君王、卿大夫、士人等。这一特点即使到秦汉之后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然是专业神秘职业者和统治阶层人员,表明童谣和繇辞作者只能是层次和知识比较丰富和复杂的中上层人士,而不可能来自下层人物。

书法家的政治谋略——钟繇经略关中

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点划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茂，出乎自然，形成由隶入楷的新貌，是中国书法史上隶书向楷书转化的关键人物。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殊不知，他还是东汉末年至魏初的政治家、军事家。其经略关中的活动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