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若干书信系年重订——《来燕榭书札》考释之三

现代作家黄裳一生交游广阔,书札往还众多。《来燕榭书札》收有致几位文坛学界密切朋友的253通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因为多种原因,这些书信的书写日期模糊或标注不够准确。通过有关文献比对及史事考察,各信的日期是可以确定的。系列文章“之三”对黄裳致黄宗江、周汝昌、姜德明的若干封信进行系年,还原其本来面目。

清华简《系年》与三晋伐齐相关问题

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二十二章记载了两次三晋、越伐齐,而且都取得了胜利。韩赵魏在灭掉智氏后,乘胜对外征战,而越国也意欲对北方进行控制,于是双方因有共同的目标而第一次联合伐齐。而随后三晋第二次发动伐齐,则是因为齐国内乱给了有对外扩张需要的三晋以机会。从三晋与越伐齐的目的以及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名分依然是诸侯国所追求的。三晋称侯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划分,而且是对以血缘关系进行分封的进一步的否定,也促进了以政治关系为框架的统治架构的建立。

清华简《系年》“同生”再议

清华简第二辑《系年》第五章“以同生之故必入”,整理者认为“同生”即“同姓”,依据是息国和蔡国都是姬姓国,所以蔡哀侯说“同姓之故”,指的是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然而根据《系年》叙事逻辑,再依照传世文献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载,“同生”指代蔡哀侯之妻与息侯之妻两位女性形象的关系更为妥帖。按竹简原图可知,此处所书确为“生”字,宜如字读。考察“同生”在先秦文献中的记载,可知其内涵与《系年》的叙事逻辑正相吻合。所以《系年》“同生”简文应如字读为“同生”而非“同姓”。

晋文侯在位年考

按照《史记》的记载,晋文侯在位35年,即公元前780年至公元前746年,历来几乎无歧异。本文以古本《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为主,以《史记》的记载为辅,并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的史事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晋文侯在位当是27年,即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746年。其中,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769年当是晋殇叔在位,公元前768年至公元前746年当是晋文侯在位,晋文侯元年至四年当是追改自晋殇叔元年至四年,晋文侯实际在位当只有23年。另外,西周灭亡的时间当是公元前773年,而非《史记》记载的公元前771年。当然,本文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绝对性,只希望能为将来两周之际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發現南三閣:《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版本系統研究之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現存版本皆源自《永樂大典》,且無一例外地經四庫館臣之手編訂删削,但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多有因館臣私鈔而流出的版本;七閣《四庫全書》修繕告竣後,南三閣藏書允許赴閣鈔録,亦多有南三閣傳鈔本流布於世。這些因不同途徑流傳於世的版本,差别微小,爲判定版本來源與版本系統帶來很大困難。儘管如此,仍可根據版本比對並輔以傳世史料,排除傅圖本、重圖本爲南三閣傳鈔本的可能,基本判定中大本爲文瀾閣傳鈔本,南圖本爲文宗或文匯閣傳鈔本,並進一步認定現存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補配本除了包含文瀾閣原本及清光緒間丁丙兄弟補配的内容,還摻入了文宗或文匯閣本《要録》的若干卷册。通過對現存《要録》與南三閣相關若干版本的探討,不但釐清了該書的部分版本系統,爲更好地利用《要録》提供了便利,也爲進一步發掘版本研究背後更爲廣闊的歷史學意義奠定了基礎。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相关问题考论

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等史书都涉及到西周灭亡至东周建国这一段时期的史事.联系几个文本所叙之事,可以找到事件相似或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重新推拟东西两周之变局.以清华简《系年》第二章为基础,以《国语》《竹书纪年》等史书为参照,对其进行考证,力图还原两周之际的政局变化,并对相关史事进行编年.

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赵旃挑战”——《左传》杜注、杨注纠误一则

在《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赵旃挑战”一事,其中有“席于军门之外”的仪节,杜预、杨伯峻等人将其解释为“席地而坐”。而“赵旃挑战”之事亦见于近出清华简《系年》第十三章,其中有一“■”字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不同释读和推论,学者们多受《左传》中杜、杨之注,倾向将其释为“舍”“发”或“拔”等字。而“赵旃挑战”实为春秋时期的“致师礼”,如欲对此字做出更深入地理解,需细致考察春秋时期的“致师礼”进行深入研究。在梳理过“致师礼”的仪节,向敌方宣示勇气、打乱对方军事部署的作用和其与“挑战”的关系后,可将“■”释为“射”字。并分析出《左传》中“席”可通假为“射”,并纠正杜、杨等后世注家对此字的解读。

苏轼《荷花媚》(霞苞露荷碧)系年考辨——兼谈苏词系年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目前学界对于苏词的系年工作已经积累了丰硕成果,然仍有相当数量苏词的系年未取得共识。对于《荷花媚》(霞苞露荷碧)一词,朱祖谋、龙榆生等人未系年;邹同庆、王宗堂将其系于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有失妥当。经考此词应系于元丰二年(1079)五月为宜。另外目前苏词的系年工作存在缺乏论据、过分迷信前人、论证方法单一等问题,重视、反思、完善这些问题将有利于苏词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芳荪室词录》的刊载及其词作系年

长沙《大公报》上刊载的文廷式词作,总题为《芳荪室词录》,分为《岁寒集》和《沪上集》两部分。《沪上集》编定于光绪辛丑年(1901)十一月,自十二月后的词作则编入《岁寒集》,构成了对《沪上集》的接续。《岁寒集》收词凡三十阕,其中确知为光绪辛丑十二月以前的纪年明确的作品有十五阕,达到半数。《沪上集》收词凡三十四阕,其中确知为光绪辛丑正月以前的纪年明确的作品有十五阕,也几及半数。这两个集子都不是全录新作,而是兼录有旧作,不能轻易根据某词被编于《沪上集》或《岁寒集》而判定其写作时间。《大公报》刊载时所据的底本今未见,所刊载的词作文字基本与徐乃昌刻本《云起轩词钞》相同,且凡徐刻本与《云起轩词》手稿本的异文,《芳荪室词录》则都与徐刻本相同,在文廷式词的版本系统中,它属于徐刻本一系。

平王东迁年代与史事新探

在传统认知上,幽王失国,平王东迁,是前后两年相继发生的事情。近年清华简《系年》问世后,人们始知平王东迁经历了多种力量的角逐和漫长的历史岁月,形成两周之际重大的历史变局。依清华简《系年》所示,幽王死后,携王立二十一年,复经无王九年,平王被正式迎立,三年后东迁洛邑,此时已到了平王三十四年(公元前737年)。这一时间节点,粗看起来似已超出助力东迁事宜的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在位年代的下限,然据新出清华简《系年》、古本《竹书纪年》及相关文献资料,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晋、郑、秦三君年代详加考察,发现均有舛误,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平王三十四年东迁之后辞世的。在这个乱云飞渡的历史过程中,东周国家虽遭内乱外患的严重打击,但文明未曾中断,重启了接续发展的新历程。

晋出公以下世系纪年考

晋国自出公以下,文献所见国君世系、纪年混乱不一,分歧巨大。■羌钟铭、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的出土提供了探讨此问题的新契机。司马迁在《晋世家》与《六国年表》中当利用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出公二十二年出奔,知伯强立所善哀公为晋君,是年为哀公元年。哀公二年,知氏被灭,三家更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年晋出公去世。魏史《纪年》、赵人所作《世本》皆不记哀公,直书继出公者为敬公,即不承认知伯强立晋君之合法性。如此,《史记》、古本《竹书纪年》所见众多分歧,可迎刃而解。晋出公至晋幽公之纪年,可由■羌钟铭考订,依上述考订国君世系,诸君纪年正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吻合。幽公之后,孝(桓)公继立,孝公二十年被韩、赵迁于屯留,孝公三十年更迁于端氏,在位共32年。继孝公而立者为静(悼)公。静公八年,赵夺端氏,静公寄居韩之屯留,为韩不容被弑,是年为公元前349年,晋绝不祀。

清华简《系年》与《左传》普通词语合证

字词释读,是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合证的字词,主要集中在普通词语方面。通过笺其同,证其异,沿源讨流,能够觇见战国词汇的时代色彩,亦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汉语词汇变化的若干新质要素。

杜甫《洗兵马》诗系年研究评议

《洗兵马》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关于杜甫《洗兵马》诗系年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即乾元元年(758)春说和乾元二年(759)春说。地理、官职、典故等因素是解决此诗系年问题的关键。梳理文本,比较各种说法之偏颇得失,可以判断乾元元年春说较为可靠。

杜甫诗歌系年研究中的诗歌氛围迷思

杜集中存在大量没有确凿证据导致系年不确定的诗歌。过往注家和研究者在对这些诗歌进行系年时,常利用“诗歌氛围”加以推考,其中存在一定的迷思。就安史之乱而言,杜诗中未直接或间接述及安史之乱者,不代表该诗完全不可能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后。扩及全部杜诗来说,诗歌氛围不能单独作为系年的证据,其利用必须建立在其他坚实证据的基础上。

魏文始侯年代辨證

《史記》所謂的楚簡王八年三晉稱侯,經錢穆、楊寬考證是魏文始侯之年。此説因文獻不足徵,信從者少。《吕氏春秋》將魏文“南勝荆於連隄”作爲他稱侯的兩次關鍵戰争之一,然此戰發生於何時,古今學者未能叙説。根據清華簡《繫年》可知,楚簡王時期發生了長城之戰,時間在“二年”,但“二年”之所指,學界多有争論。將此三種文獻合證,可知《吕氏春秋》中魏文“南勝荆於連隄”正是楚簡王時期的長城之戰,而“二年”又可據《史記》推定在楚簡王八年,從而使前人考證所得楚簡王八年魏文始侯事得以確證。

曹植诗歌的系年与本事——兼论当下中古诗歌研究的误区

学界针对曹植诗歌的系年工作有四种考证思路:根据诗歌自序所提供的明确时间信息;从诗歌正文中提取信息与史实互证;联系相关作品进行互证;依据诗作所反映的情绪、风格倒推其写作时代。系年工作本质上是一种“本事批评”,这种批评方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诗歌具有现实指向性。其实曹植的诗歌未必都可与其现实际遇一一对应,汉魏乐府或《杂诗》等无题诗歌的魅力便在于表意的不确定性和抒情的普世性,且这些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群体性的同题并作,并不存在个人化的情感寄托。曹植的案例在中古文诗歌研究中很有代表性,宋代以来形成的以系年为基础的本事批评并不适用于这一类诗歌,文本细读、诗体分析才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由“子”入經:從清華簡《繫年》重探《左傳》的源流與定位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楚簡,其中有一篇文獻,整理者命名爲《繫年》。《繫年》全篇共138支簡,分23章。由於與傳世文獻,特别是《左傳》有不少可以互校互補的材料,《繫年》經整理後,在2011年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整册出版,即引起各界關注。十年以來,學者在文字釋讀、語料分析、史事考證、文獻比勘等方面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釐清文本細節與時代特徵後,《繫年》作爲一種在年代與内容皆可以與《左傳》直接比擬的先秦史類文獻,對其文獻性質的釐訂,可以爲探論《左傳》在漠魏經學化以前的源流與定位,提供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參照角度。本文之撰,首先通過對讀《繫年》與《左傳》,從二者在敘述立場與撰作目的的差異,考訂《繫年》作爲當時楚國貴族教本的文獻性質,並以此爲基礎,從先秦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學術脈絡,重探《左傳》在歸入經部以前的學術源流與定位。

論《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以戰争與弭兵書寫爲例

本文以《繫年》的“性質”與“規範化”爲論述焦點,並以“戰争”與“弭兵”爲例,比較《繫年》《春秋》《左傳》《國語》等書的書寫體式與書寫目的之異同,説明《繫年》的價值與侷限。全文計分八節:一、指出《繫年》的五個問題,並説明本文所欲探討的焦點。二、《繫年》内容述略。三、《繫年》研究述略。四、《繫年》性質述論:以《春秋》《左傳》《國語》爲參照。五、《繫年》與《左傳》性質的異同:以戰争書寫爲例。六、《繫年》與《左傳》兩次弭兵書寫的異同。七、論《繫年》的規範化。八、結論。

云州之盟系年考释——后唐历史书写的一个侧面

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会盟于云州,史称“云州之盟”。关于云州之盟,其系年在史籍中有天祐二年说、天祐四年说,甚至“屡盟”的多种说法。笔者经过史源及学术史的梳理考辨,认为云州之盟仅有天祐二年这一次。关于云州之盟的最早记载是《后唐太祖纪年录》所言之天祐二年,但其所录事件内容前后抵牾,而后张昭远为了修正原记载与构建后唐政权的合法性,在《庄宗列传》中将此次会盟改造到天祐四年,使中原文献系统自此有了两种说法。至《旧五代史》时,不仅本纪、列传分取二说,更造了一个“屡盟”之说。之后的史家出于自身对此事的考辨,各自取了二说之一。如此,关于云州之盟,由于史家们对系年的不同倾向性的选择,整个历史事件扑朔迷离。

由清華簡《繫年》論“四年建侯衛”

結合清華簡《繫年》《尚書大傳》以及沬司徒■簋等材料探討“四年建侯衛”一事可知,“封康侯於衛”是一個由“侯衛”到“建衛”,再到“誥衛”的過程。《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與“四年建侯衛”以及“五年營成周”之間的矛盾亦可藉以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