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明代“纂修准貢”論析

“纂修准貢”是指明代地方儒學生員因參與官方文獻的編纂、繕寫等工作,得以准歲貢身份入監或聽選授官。纂修准貢始於永樂朝,不少參與謄寫《永樂大典》工作的楷書生員得以准貢,此後長久未行。至萬曆時,纂修准貢再起,但准貢人數極少。天啓、崇禎時,纂修准貢較盛行,主要途徑:一是參纂實録准貢;二是纂修官署志准貢;三是纂修玉牒准貢。纂修准貢,有時亦被視爲恩貢,但其選拔要求和方式與狹義的恩貢有很大不同,其應作爲“准貢”的一種,不宜完全等同於恩貢。纂修准貢爲政府纂修典籍提供了所需人才,亦爲地方儒學生員提供了上進之路,形成一條通過纂修官方典籍准貢,再授州縣佐官或學官的仕宦發展路徑。但明後期纂修准貢者就任學官,占缺較多,又對歲貢生就任教選造成擠壓。纂修准貢並非常舉,是明廷在科舉正常途徑之外的一種變通與調適。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思路和构建方法——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和逻辑主线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需要我们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总则编规则体系应当以现行环境资源保护和循环经济与能源单行法律中的共通性规则加以构建,分则各编则应当以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为指向,分别构建朝向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目标的行政规制、权利衡平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调节等法律规范体系类型。鉴于共通性生态环境规则和分则各编行为模式规范均包含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还应当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设立有关法律责任及其相关的适用性、引导性和程序性规定。

《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佩文韵府》的纂修为观照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建构的情形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它在清初兴起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下展开,既是这一浪潮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浪潮的强化。其展开过程也是多重诗学话语融通的过程,其中尤以康熙皇帝与查慎行的诗学话语融通最具代表性,表明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图籍范域,个体的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而纂成的《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官方诗学话语的载体,颇为集中地体现了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其刊刻与流传过程并没有太多官方权力的强制介入,反映了一种官方诗学话语发挥影响的积极模式。

当世谁知冷宦贤--汪曰桢治学成就述评

湖州籍晚清著名学者汪曰桢学问广博,一生著作等身。天算农医四个中国传统科技分支,他均有程度不等的贡献。其中,尤以方志纂修和历史年代学的成就最为显要,得到当世和后世学者的高度认可。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

在各种立法方式中,法典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统领性,需要充分认识法典编纂的价值重塑、体系重整立法革新功能,在法典编纂启动之时进行合理的立法选择。综合法律命名的各种因素,法典名称更应注重其政治性、实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是更优选择。针对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实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进行法律关系评估和价值体系重塑;以编订为主,优化提炼污染控制法律规范;以纂修为主,系统整合自然保护法律规范;统筹编订纂修,补充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在现行立法以行政监管制度为主的管控机制不能满足生态环境司法迅速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充分考虑裁判性规则的供给,建立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并行的“共治”型法律机制。

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

《明史》纂修的时间历程甚长 ,在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 ,官方的纂修成绩很小。究其原因 ,是清廷当时仅出于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开设明史馆 ,致使《明史》两次处于既无法实际纂修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近几年 ,有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等见解 ,这是值得商榷的。

北魏史官制度与国史纂修

拓跋鲜卑由游牧部落拓定中原,建立魏国,文籍制度实现了从刻木记事到设置史官的转变。皇兴中,置著作局;太和中,置集书省,形成了著作与记注两套机构和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国史案"之前,著作官不常置,有撰事则设。和平元年(460)复置史官,著作官常态化;太和十五年(491)设左、右史,记注官常置。史官制度保障了国史修撰,北魏前后八次撰修国史,为魏收纂修《魏书》积累了材料。而且,北魏的史官制度又影响了东魏、北齐乃至隋唐。

《诸司职掌》与明代会典的纂修

《诸司职掌》是明初的职官法典,与明代《会典》的纂修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代《会典》正是在其续编的过程中揭开了纂修的序幕,又是以其为蓝本完成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纂修、校订、刊行和续修工作。尽管在万历朝重修过程中其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由于史官的重大失误使其内容在时间标注上出现了一些谬误,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明代《会典》纂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金梁《四库全书纂修考跋》及相关内容考释

本文以新发现的一组史料为据 ,对金梁所撰《四库全书纂修考跋》及相关内容中涉及到的问题逐一进行讨论。

清初文化政策对地方志纂修的影响

清初清政府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对当时地方志的纂修影响很大。宏观上使得当时形成多次的修志高峰,形成了定期修志制度,各地纷纷纂修地方志;志书名家辈出,鸿篇巨制纷出;同时官府对地方志纂修的控制也大大加强。微观上则是使得地方志纂修的体例完备统一,注释明晰,但是在内容上受政治影响更大,阶级性、政治性更加明显。

清代安徽对纂修《四库全书》的贡献

本文以新颖翔实的资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安徽对纂修《四库全书》所作出的贡献，即一、安徽学政首献开馆校书之议，二、安徽公私献书数字实居各省之首，三。

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看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山东巡抚所上奏折为例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编纂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员范围最广的一部综合性丛书。乾隆皇帝一方面宣称"稽古右文",另一方面"寓禁于征",并谕令各省督抚助其完成这项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统治政策,也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乾隆皇帝实施的这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各省巡抚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乾隆皇帝转变治国策略、大兴文字狱之举的过程中,十多位满汉山东巡抚成为朝廷的忠诚耳目和中央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积极参与违碍书籍的查访、收集、呈缴和销毁工作,对于乾隆朝的政治思想文化控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居正与万历《大明会典》纂修

张居正将其改革措施延伸到主持修纂《大明会典》等史书之中,奏请重修《大明会典》并充纂修总裁,制定纂修计划,抽调谙熟本朝典制、擅长史事之人参与编纂,主张事必专任、功必立程,加强纂修官的管理与考核,完善史馆制度;重视以往纂修中的问题,维护《大明会典》的权威,推动纂修体例的发展和完善,使之语言表述更加系统化、标目更加准确、结构更加完备,删润之功显著。

汪琬与《明史》纂修

康熙十八年,汪琬与试博学鸿儒,入明史馆。与总裁官叶方蔼修史意见不合,在史馆仅六十日即移出。康熙十九年撰成列传一百七十五篇,后刻成《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作为《明史》纂修史上第一部刊刻问世的文字,《拟明史列传》集中反映了汪琬秉笔直书、合经史为一以求致用、裁剪得体兼求史笔有韵的史学思想,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