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

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纠“左”

中国外交"左"倾错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形成一股狂热的极左思潮,其结果是造成中国外交系统的动乱和对外关系的失控,使中国外交陷入深重危机。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大动乱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外交领域力挽狂澜,积极纠"左",终于遏制了外交系统的动乱,抛弃了"左"倾的外交战略,迎来中国外交新的发展。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的原因探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根本原因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纠“左”;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总结经验教训,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大意义。

评毛泽东在公社化运动中纠“左”的努力及作用

评毛泽东在公社化运动中纠“左”的努力及作用钟康模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

中国共产党90年纠“左”反右斗争的回顾与反思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数十次路线斗争,其中包括坚持正确路线时的反"左"倾或反右倾斗争,也包括坚持"左"倾错误路线时的反右倾斗争和坚持右倾错误路线时的反"左"倾斗争,人们称其为"纠‘左’反右"斗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纠"左"反右斗争作历时性梳理和哲学式反思,把握规律,总结教训,警惕并防止各种新的"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对未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只有纠“左”防右,国际共运才能转折与创新——兼评肖枫著《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

肖枫同志的新论《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进程做出了三个“七十年”的新概括,并以此来界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的二次大转折和创新,这是一个很新的见解。对社会主义学的研究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一门首要科学。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只有纠“左”防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转折与创新。

“文化大革命”中期周恩来农业战线纠“左”的努力

"文革"中期,为扭转因全面动乱造成的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棉花会议、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计划会议等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努力纠正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恢复行之有效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业形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发展——关于1947年土改纠“左”历史的考察

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围绕创建新中国的目标得以细化和发展,是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新的发展不是出自凭空想象,而是在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实现的。毛泽东主导纠正1947年土改运动中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是其确立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地革命总路线、提高全党政策策略水平、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特别是深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解决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则是他的切入点和主攻方向,同时也是其贯彻始终的主要抓手。

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纠“左”述评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9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起草决议、批转报告、找人谈话、派人调查研究等多种方式初步纠正已经觉察的"左"倾错误。在整个纠"左"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然而,这9个月的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充分。在纠"左"问题上,毛泽东又与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导致后来纠"左"转向反右。但前期的纠"左"努力还是为1960年冬以后的纠"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纠“左”努力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闷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巾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

邓小平大别山纠“左”

1948年4月14日,华东十纵在大别山苗庄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当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陈瑛来到会场。副政委张维滋告诉他说:“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邓小平政委要来讲话。”前几天,部队就听说邓小平来到了华东十纵,只是没有见面。在人们心目中,邓小平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威名远著,现在听说他要来发表讲话,大家自然非常高兴了。 华东十纵隶属于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士榘、唐亮兵团),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试析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原因

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纠“左”到反右倾。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反右倾”,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会议为什么会发生从纠“左”到反右的转向?近年来多数论者认为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不应作孤立的、简单的、表面的解释和分析。

也谈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本文对否认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观点提出商榷,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上述观点模糊了庐山会议的前期和后期;2.上述观点对庐山会议前期和前夕有关史实的认识不符合历史实际;3.上述观点对“当时舆论宣传”的分析也有悖历史实际;4.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

在党史学习中大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及会议前期,都是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为什么彭德怀同志写了封信,突然反起右来?!觉得不好理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介绍一下庐山会议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曾接连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纠正“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在全党的努力下,“左”的错误正在逐步得到纠正.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召开的.会议前期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拟就的十九个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同志从实际出发,认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左”的倾向仍是主要问题,应继续纠“左”.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左”的错误已经纠正,有的甚至否认“左”的存在.七月十日以后,当会议进入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时,上述两种不同看法,就明朗化了.这时,彭德怀同志考虑到会议即将结束,大家意见还不一致,就将自己在小组会一些不便讲的问题。

西兰会议与甘肃党内纠“左”的艰难曲折

西兰会议与甘肃党内纠“左”的艰难曲折郭维仪西兰会议即中共中央西北局于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在兰州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一般通称西北局兰州会议，简称西兰会议．这是一次纠正甘肃党内＂左＂倾错误的极为重要的会议。回顾和研究这次会议，从甘肃党内纠＂左＂的艰难曲折中汲取...

毛泽东的四次纠“左”及其历史影响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先后四次纠“左”。前三次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别于1928年前后对“左”倾盲动主义、1930年前后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至1941—1945年全党整风运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和纠正。最后一次是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后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四次纠“左”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其历史影响都是重大的。

任弼时在土改中及时纠“左”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个解放区的100多位代表，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重要会议。

周恩来：外交政策纠“左”

中国的驻外使节，自1967年初召回国内参加“文革”以后，一直没有再派出。1969年6月开始，周恩来陆续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同时，周恩来指示把驻外使馆的极左分子调回国内。1970年3月1日，周恩来在批阅中国一个驻外使馆给外交部的电报时批示：我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