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纠正的偶然性

我国设置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弱化错案的消极影响,然而事实证明,依靠申诉启动再审程序的结构性缺陷、司法机关自主纠错的动力受限、司法人员主动纠错的内在症结导致审判监督程序四种救济途径在纠错方面的整体性失灵,引发错案纠正呈现为一种偶然性的现实,违背立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价值期待。

刑事错案纠正难问题研究——基于34件刑事错案纠正历程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错案纠正难的现象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刑事错案的发现和纠正具有偶然性和被动型,刑事申诉成本高,再审程序启动难等方面。刑事错案纠正机制的设计不合理是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没有中立的刑事错案发现机构、刑事再审启动的条件设置过高等。重构我国刑事错案纠正机制,应当成立中立的刑事错案发现机构,完善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成立专门的刑事再审机构,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摒弃"申诉不减刑"的错误观念。

刑事错案纠正的优化路径——以2005年至2017年影响性诉讼案件为样本

及时纠正刑事错案,给予当事人以合理的国家赔偿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底线要求和应有之意。文章通过对2005年以来130起年度影响性诉讼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刑事错案多发生在历次“严打”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案件的纠正在2013年以前属于个别性和偶然性的纠正,而2013年以来纠正逐渐变成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在纠正方式上以被动纠正为主、主动纠正为辅;在纠正原因上主要是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以及疑罪从无。刑事错案纠正存在启动再审难、法院自我纠错机制虚化等问题。因此,要革新理念从疑罪从轻转向疑罪从无,将刑事错案的纠正动力从政策驱动转变到制度纠偏的轨道上来。

刑事错案纠正与赔偿标准之比较

刑事错案一直以来都是刑事诉讼中存在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此,主要是针对刑事错案中纠正与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这两者进行了比较,并结合现实进一步阐述了刑事诉讼中错案纠正与赔偿的困境。总体说来,对于错案纠正应该严格适用,而对于错案赔偿应当宽松把握。

论冤假错案的纠正与正义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速了纠正冤假错案的步伐。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进一步确立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让"法治中国"的构想更趋清晰。冤假错案不仅会令人不寒而栗,给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也让大众对中国的法治与法制失去信心。只有敢于、勇于纠错,加强监督,不再出错,才能更好的彰显中国的法治精神。民众也要相信,正义不会迟到,如果真的偶尔迟到了,也要信任法律,相信它永远不会缺席。

证据视角下刑事错案防范对策研究

刑事错案界定对防范其产生有重要意义。刑事错案的认定标准有客观基准、主观基准、统一主客观基准和三重标准。从证据视角来看,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有非法取证、监督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证据视角下防范刑事错案,应依法规范取证行为,完善司法监督机制,提高司法人员职业素养,健全错案追究和追偿制度。

错案发生的经济学分析与纠正机制设计原则探讨

错案发生的主客观原因是由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错案的原因主要有对理性人假定本身的局限性、"偷懒普遍化"导致组织的低效率和"囚徒困境"。错案纠正机制设计上的难点包括:组织成员工作努力程度难以测度、办案人员的数量确定、能否防止"偷懒"倾向和"不承担"责任的倾向存在疑问。错案纠正机制设计的原则包括正面激励原则、负面激励原则和综合激励原则。

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与冤错案纠正机制

企业家的实犯刑事法律风险和错判刑事法律风险共同组成了企业家最为核心的风险防控领域。当前,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于市场交易、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劳动用工、财务税收、知识产权、商业伙伴和海外业务等领域,通过刑事合规加强对刑事法律风险的防控尤为必要。对于业已形成的企业家冤错案件,应当通过明确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完善再审启动机制、减少冤错案纠正的阻碍因素、强化国家赔偿和追责四个层面,来实现企业家冤错案件的快速、有效纠正。

面子维护与刑事错案纠正

面子对刑事错案纠正会产生影响。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偏正社会结构,在此结构下,法院为了维护自身的面子,即使出现了错案,一般也不愿纠正;只有当事人采取了非常规性手段,法院才有可能对错案予以纠正;如果当事人采取了非常规性手段并出现了特殊事由,法院则会对错案予以纠正。从面子角度考察,刑事错案纠正途径选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树立权利观、公正观,避免面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发挥相关错案关系人的作用;三是发挥媒体的作用。

录囚制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省思

录囚是自汉代以来流行于古代中国的重要司法制度。它肇基于汉,发展于唐,兴盛于明清。在历史上,其名称虽有变化,形式上也有区别,但在性质与任务上却大体相同。它是封建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官员通过对罪囚的复核审录、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平反冤狱及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一项司法制度。该制度不仅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效地巩固了封建法治秩序,而且对我国当前深化错案纠正制度和不起诉制度改革等,仍具有启示意义。

两岸刑事再审程序之比较研究

近年来通过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纠正,司法公信力也不断得到提升。再审程序在发现和纠正错误判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台湾地区于2015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降低了再审程序的申请门槛,旨在彰显救济无辜的立法精神。通过对台湾地区再审制度的梳理,并从再审制度的功能、再审启动事由和再审审理程序三个维度与大陆的再审制度进行比较,对于大陆再审制度指导思想的变革、立法表述明确化以及引入“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特别的刑事救济制度,再审程序在平冤的路途上仍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坚忍持恒。

刑事错案理性预防思考

刑事错案的发生既有执法思想、执法理念方面的因素,也有司法制度本身的因素。刑事错案的发生是可预防的。集中式的错案纠正在我国司法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有局限性。错案预防回归理性,需要通过完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来实现。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监督制度等三大制度的完善和落实是预防和纠正错案的关键。

对刑事错案责任的四点认识

自刑事错案责任制度进入公众视野以来,我国的刑事案件纠错工作不断发展,从政策层面到法律规范层面,预防错案成为司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全面审视现行的有关法律规范及其实践操作,错案预防与纠正的效果仍然差强人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步入误区.把错案等同于过错、把整体责任混淆于个体责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用错案的责任追究制度代替错案的司法救济制度是立法之缺陷.这些都阻碍了错案责任的正确认定.

“疑罪从无”判决的再审

在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无罪或纠正的错案中,有一部分案件是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的。但是此种无罪判决并没有使被告人真正获得清白,其仍然戴着"疑罪"的帽子,甚至会受到重新追诉。对于此类案件,一旦发现真凶或确有证据足以排除被告人的作案嫌疑,即使之前已经获判无罪,也应当启动再审程序,对原审或再审被告人彻底改判无罪,还"疑罪"者以清白。

西汉使者循行“举冤狱”之制考析

西汉使者循行"举冤狱"之制萌芽于武帝时期,自宣帝时期形成定制。这一机制的形成,一方面是汉代儒家德礼政刑学说、天人相与学说、灾异谴告学说及司法时令说对政治法制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汉中后期改善地方司法状况的权宜之计。西汉使者循行"举冤狱"之制实质上是一项错案发现及纠正的特别机制,这一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有助于冤案的发现及纠正,但也因本身所具有的随意性而使得对冤案的发现及纠正具有局限性。

刑事申诉环节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刑事申诉检察既承担着对外监督的职能,也发挥着对内监督的作用,最直接体现为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和不服检察院诉讼终结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本文以T市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近三年办理的上述两类案件为例,探索新时代刑事申诉环节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方式。

国家赔偿过后该如何追责追偿

近年来,随着司法机关错案纠正力度的加大,很多冤错案得以纠正,相关当事人也获得了国家赔偿。然而,国家赔偿过后对相关办案人员追责追偿的案例寥寥无几。这背后有哪些原因?追责应该坚持什么原则?追责追偿尺度又该如何拿捏?本期编发一组学者线办案人员及律师的观点,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