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思考

当前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纠纷问题相互交错,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太原市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在加快转型、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冲突。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典型模式,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在太原市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中,需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内在联系,明确分析推进太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的必要性与现实困境,创新发展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语境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析

化解矛盾纠纷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展,并呈现出新特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矛盾不上交”、预防和化解并重、突出“三治”融合等。近年来,基层社会化解矛盾纠纷持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但对照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新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近年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针对基层社会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需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工作网络、深化协作衔接、坚持分类施策和加强队伍建设等。

从“摆平”到“治理”: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的顶层逻辑和实践之维

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探索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从“粗糙摆平”到“精致治理”的社会矛盾纠纷治理转型,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本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阐释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的目标,并通过该机制运行的地方实践,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脉络,为进一步建设成熟和稳定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与创新研究

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实践逻辑要求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践行“枫桥经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强化源头治理避免矛盾纠纷激化升级、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努力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当前,各地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启示我们应从坚持党建引领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厚植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文化基础、形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合力、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用、重视科技支撑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效率等方面凝聚多元力量解纷的制度优势。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地方立法研究──以区域协同立法为切入点

构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需要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有效协作。在地方立法制度设计开放与封闭并存、主体扩大化与资源稀缺化的现状下,地方立法构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存在立法理念偏向保守、立法资源分配不均、立法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在区域协同立法视角下,既有法治与倡导先行先试相统一、坚持法制统一与发扬地方特色相协调、以“法治协同”理论构建区域协同立法的内在基础、以“协同发展”核心确定协同立法模式与内容等应然逻辑得到清晰的呈现。在优化路径上,则需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重要遵循、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加强省内立法协作提高立法资源配置效率、强化省际协同立法平衡立法资源分配状况,以区域协同立法推动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与完善。

以“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公安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会同基层司法机关及相关部门和各街道,聚焦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突出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健全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形成“遇事找法”的法治氛围,提供“法在身边”的法律服务,成为“动态清零”的有力抓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积累经验。

纠纷多元化解的价值目标:和谐包容正义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确立了“全面先行调解”和“司法最终解决”的“双中心”纠纷解决机制,引发纠纷解决价值目标是“和谐还是正义”的思考。其实,植根于中国“无讼”传统的和谐价值有着巨大的包容性,与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正义并不存在冲突,不但与之兼容,而且高于正义,并可以对正义进行范导和适当构建。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价值目标可概括为“和谐包容正义”。由此,在制度安排上,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调解程序“全面”“优先于”以正义为价值目标的司法程序,同时,和谐又指引司法裁判“合法”也“合情理”,防止司法裁判与社会情理严重背离。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

“枫桥经验”既是我国政法综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基层社会综合治理的金名片。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了丰富的法治元素,与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基层矛盾纠纷更加复杂多样,诉讼需求增长与司法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呈现出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实践需求,亟待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文化的传承、域外纠纷化解替代方案的借鉴以及国家的顶层设计为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了资源优势。这要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重视司法引领与立法推动,创新多元化解机制,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等路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探析

理想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应当呈现"金字塔"式结构,然而我国现有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恰恰相反。一方面,司法系统因巨大的案件量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行政调解、裁决和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模式分流渠道不畅。由于缺乏系统性地考量,加之各主体在意愿、能力上的差异,造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呈现诸多实践困境。因此,应当从法治化、规范化和实质化的角度探析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我国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讨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各类证券期货纠纷案件日益增多,由于此类纠纷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较高的公众关注度,相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处置工作在实践中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处置的时效性也难以得到保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为蓝本,对中国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就该机制对于执法司法机关、当事方的影响以及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福建法院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改革进路

福建是我国著名侨乡,近年来,福建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实现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有到优的良好局势,成效显著。但实践中,涉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仍存在衔接渠道不畅通、平台建设不健全、涉侨审判推进难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积极探索建立“1333”工作体系,即启动司法联动模式,完善纠纷识别、涉侨调解员、海外联络员三项制度,健全沟通协调、多元调解、便捷服务三项机制,优化司法协同、智能司法、案例研究三个平台,为涉侨纠纷当事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高效率的多元化解的司法路径,以期提升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实效,为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提供助力。

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运行梗阻及优化路径

在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拓宽了当事人参与解决纠纷的渠道,也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效率和便捷性,是促进纠纷解决机制智能化、现代化的应然选择。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台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利用率不高、法律规则供给欠缺、重复建设较多、调解能力供给不足等运行梗阻,制约了该化解平台的发展。因此,需要从提高平台的利用率、健全在线解决纠纷的规则、统一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化,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支撑力量。

多元化解消费纠纷机制的湖北实践与探索

近年来,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为解决消费投诉量大、维权力量不足、维权工作效能差、群众满意度低的问题,创新消费维权机制,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强管理,畅通线上线下投诉处置环节,推动逐步形成了“线上和解为基础、线下联调为支撑、部门联处为补充、司法救助来兜底”的多元化解消费纠纷机制,着力优化消费环境,打造“放心消费还是湖北”消费维权品牌。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实施以来,基本实现了“基层降诉减压力、企业增信减成本、投诉和解智能化、消费满意节节高”的预期目标。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的这一实践为解决有限维权资源与高效维权需求的矛盾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的多元化解路径

伴随着我国农村产权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化解的路径问题亟待研究。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案件的主管机关不够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决议的法律性质模糊,这均是缘于对村民自治权之运行边界的认识不足。另外,现行立法中的解纷路径规制相对简略,亟需以村民自治权运行边界为原则进行路径优化,落实面向价值平衡的司法裁判理念,并结合“诉源治理”理念构建一套多元化纠纷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第56条进行增修与完善,以实现相关解纷路径体系化构建的真正落实。

行政与司法在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双重面向

当下纠纷多元化解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在大量的常规性矛盾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合作形式化;另一方面,针对少数非常规性矛盾,行政机关与法院以矛盾实质化解为目的形成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局面。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在应对常规性矛盾时各司其职,彼此合作需求弱化。但与此同时,面对非常规性矛盾,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协同治理的内在需求,在条块关系网络中二者又具备了合作的组织条件,当事人的策略行动推动常规性矛盾向非常规矛盾转化进一步固化了纠纷多元化解的双重面向。完善措施在于优化行政机关和法院各自纠纷化解职能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元合作的长效机制。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衔接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是伴随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兴起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ODR是保障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ODR发展相对滞后,与我国网络大国并不相称,国家有必要加大对ODR的引导、规范、监管、投入,实现ODR与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有效衔接,重点实现观念、制度、机制、保障的衔接。同时,要按照"互联网+"要求,推动我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完善,着重建立健全电子调解、电子仲裁、电子复议、电子司法、电子信访的体制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要求。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广州市的探索与实践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

法院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路径探析——以“1+N+X”纠纷化解模式为实践样本

全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人民法院贯彻中央部署,深化司法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调节司法资源有限性与社会矛盾纠纷多发性,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多元性的有效途径。作为全国繁简分流示范法院的台州法院,准确把握司法规律,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路径,形成“1+N+X”纠纷解决模式,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提供实证经验。文章以台州市两级法院实践为样本,全面分析该机制运行情况、取得的成效,深入反思机制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法院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包括要把握好谦抑与能动平衡的角色定位,明确“引领、推动、保障”的功能定位,建立“政策+机制+平台”的具体路径。

离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以调审适当分离为中心

离婚纠纷的特点决定调解在妥善解决家庭纠纷,修复、治疗家庭关系方面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法律亦明确规定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现行离婚案件的审判采取的是调审合一模式,调解与诉讼均由法官主导,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本文通过分析目前调审合一模式下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现状及呈现的矛盾,提出为了更好地平衡离婚案件审判效率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应当对当前调审合一的模式进行调整与重构,平衡法院力量与社会力量的配比,整合现有资源,成立独立承担离婚纠纷调解职能的机构,并通过立法适用强制诉前调解程序,将调审适当分离。

论互联网法院在线多元化解机制对现实司法需求的回应

结合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司法需求的增加,广州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成立,融汇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各项新技术的“互联网+司法”模式应运而生。纵观该模式下的各类新成果,广州互联网法院构建的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受到广泛关注,是本文探寻司法科技时代意义的出发点和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在对现实司法需求回应的方面存在巨大优势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