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保障说”视野下的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

我国调解制度中"以调代判"、"调审合一"等诸多问题一直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诟病,然而我国调解制度的问题远不止于其表面之程序设置。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法律制度背后蕴藏的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体地位的漠视。以棚濑孝雄教授为代表的主张"程序保障说"的学者提出了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和决定型纠纷解决路径的概念。这一组概念的提出对我国调解制度与和解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这一宏观角度出发,结合"程序保障说"理论和我国调解制度的核心问题,构建我国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应从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内部关系、合意型纠纷解决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外部关联、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的优势和缺陷以及在合意型纠纷解决程序中关键性人物"中间人"的职能四个方面入手。

我国民事检察监督之正当性——以司法程序的类型为中心

民事诉讼之目的在于公正地解决私权纠纷,而民事程序运行的公正性基础在于形成当事人公平对抗、法官居中裁断的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民事检察监督之正当性基础在于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形成这样的结构。在目前我国的诉讼构造中,封闭的审判权与诉权运行模式无法实现自身的平衡,唯有从外部引入对审判权的制约监督机制,才可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尤其是对于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案件,往往需要检察监督的介入,才能够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同时,民事检察监督应保持谦抑性,应侧重于涉及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对抗式刑事审判概念辨析

对抗式刑事审判至少包括以下四种不同的内涵:字面意义上的竞技式司法、比较法意义上的普通法系审判、技术意义上的对审式审判和控辩主导式审判、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纠纷解决式审判。对抗式刑事审判运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又有各自的不足之处。参酌最后两种定义的合理部分,对抗式刑事审判应界定为由控辩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主导且在严格规则规范下的审判,裁判者在该程序中通过理性的方法判断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

达马斯卡协作模式下公检法三机关之定位研究

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公安机关因为政法委的存在而取得了较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更高的地位,这是符合协作式权力模式中权力的平行分配要求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身份决定了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可能增强。我国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司法权威,在政策实施型司法的基础上构建纠纷解决型司法体系。

论政策裁量的司法审查

行政机关在执法时会直接援引当时当地的政策文件进行政策裁量,也会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依据相应的政策性文件精神来间接导入政策裁量。政策裁量肩负着“政策考量”与“行政裁量”两个不同面向的任务,帮助行政机关筛选出法律授权范围内的适当解释结论,并对其产生正反双重影响。案例分析显示,司法审查倾向于不尊重政策裁量结果且审查姿态不统一,削弱了政策裁量的正面效应。其根源在于我国法院兼具纠纷解决型司法与政策实施型司法双重特质,在政策裁量司法审查过程中,追求社会效果的政策实施职能更为重要。为此,应建构起政策裁量司法审查的理想框架,法院可以通过探索政策裁量的生存空间、检视政策裁量结论的合理性、明确司法审查介入政策裁量的限度来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的目标。

刑事和解与传统诉讼体制之关系

刑事和解是在对传统诉讼机制的反思中成长起来的一种解纷机制。文章试图在"决定型纠纷解决"与"合意型纠纷解决"的分析框架内,展示两者截然不同的特性,由此,将和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加以考虑。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自然浮现:如何摆正刑事和解与既存诉讼体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呈现为三种可能:"替代模式"、"平行模式"与"整合模式"。文章在对和解与诉讼的功能予以基本定位的前提下,指出了整合思路的相对合理性,并清醒地揭示出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排异"效应与"统合"风险。最后,文章进一步指出,在整合的前提下,诉讼机制在当下仍构成犯罪应对的基本力量,刑事和解则成为必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