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回应型法理念在西藏纠纷解决中的应用与调适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这样的内涵体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便是解纷过程能够有效回应当事人的心理与情感需求。回应型法理念承认个性和多样化,强调尊重是一种突出的美德,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现代与传统并行的西藏而言,将回应型法理念应用于纠纷解决中,不仅必要且可行。考察现代西藏的司法解纷过程,回应型法理念已初步彰显,但需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提升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和专业化,并致力于构建解纷过程中的信任机制,有效回应纠纷当事人的心理与情感需求,进而促进纠纷解决的案结事了。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单项体育协会内部纠纷解决制度的实践检视与完善理路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等方法,检视单项体育协会现有的内部纠纷解决制度,探赜索隐协会内部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理路,旨在为推进协会良法善治提供资鉴。研究认为:单项体育协会相关纠纷解决制度对运动项目事务多元参与主体的风险个体化关注不足,缺乏化解风险的整体视角;多数单项体育协会纠纷解决缺少实际的执行机构,仅有少数协会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内部纠纷解决制度及专门机构,运动项目事务争议、冲突等风险的控制和处理权限模糊指向协会,没有向当事人提供申诉的明确渠道和程序,尚未适应依法治体的需要;单项体育协会制定的规范性制度虽然涉及纠纷解决方面的内容,但相关制度在化解风险时存在功能弱化的局限,协会内部纠纷解决制度规范供给明显不足。亟待根据单项体育协会运动项目事务特点及化解风险的现实需要,着力于项目事务多元参与主体共同主导的风险预防,确立化解风险的整体视角;依据新《体育法》鼓励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精神,设立单项体育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构;整合协会现行规范性制度,遵照体育仲裁制度的规制性要求完善协会内部纠纷解决制度,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明确协会纠纷解决适用范围、程序、期限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将纠纷解决制度纳入协会章程进行确权,力争规范性化解和处理运动项目事务中的纠纷。

我国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在医保纠纷领域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法:收集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2022年医保纠纷相关案件,运用文献研究、数据统计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医保纠纷案件具有特殊性与专业性以及现行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不足等原因,需要推动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国家医保部门高度重视、医保纠纷当事人多元化需求、丰富的社会解纷资源与域外经验加强了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可行性。结论:未来应当完善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立法;拓展医保纠纷多元化解决渠道,引入协商、调解等多元解决纠纷方式;推动医保纠纷数据化管理;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

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法理意旨、规范制度和体系协调上存在不足,没有充分实现功效衔接、发挥制度合力。为回应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实践发展需求,我国应当遵循系统观念对其进行完善:从内涵上阐明“涉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要概念;从规范上填补现有诉讼、仲裁、调解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的功能缺失;从体系上对不同解纷方式间分流、衔接、结合的适用路径进行具体引导,从而系统优化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

论我国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挑战及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逐年激增,客观上对我国的司法体系造成一定负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即仲裁与调解。首先,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的范围有限,实践上亦不统一,因此需要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仲裁立法,明确扩充知识产权可仲裁范围。其次,建议借鉴世界知识产权仲裁的先进经验,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合并仲裁与快速仲裁制度,引入仲裁专家裁定制度。最后,由于实践中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与调解之间相互衔接配合情况并不理想,因此需要通过立法构建衔接调解与仲裁的知识产权纠纷临时仲裁制度,以及构建仲裁介入“司法诉前联调”渠道。此外,知识产权仲裁与行政处理的对接机制也亟待探索构建。

乡村振兴视角下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路径

当前,基层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组织结构不完善、基层纠纷处理缺乏具体指导、基层纠纷解决工作人员在能力和技能方面存在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基层纠纷,促进乡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改革基层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可以通过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基层纠纷的解决能力等路径,促进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一步促进农村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公私合作视域下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PPP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事抑或行政合同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行政协议的司法解释明确把符合一定条件的PPP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PPP新机制指导意见明确PPP协议纠纷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行政、民事诉讼。PPP协议具有公法与私法的混合属性,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或者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均难妥适。PPP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应体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中,以行政诉讼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应根据其私法特性对传统行政审判规则进行私法化改造;另一方面,以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有理论与现实依据,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不过,应针对PPP协议的公法属性,对传统私法纠纷解决制度机制进行适度调整。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属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集治理属性、服务属性、司法属性于一身的国家治理体系。司法的基本属性应包括“为纠纷而存在”“以程序为轨道”“须有第三方介入”“法律专业性至上”“具备解纷能力”“最强法律效力”以及“独立中立公正地位”等理论要求。非诉机制建设的成功在于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司法属性理论,而出现偏差也源于此。通过用司法属性理论对非诉机制的主体资格、解纷能力、程序运行、效力认可、诉非衔接等问题逐一对照,探索以理论指导和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路径,继续完善理论与实践匹配成功的制度,矫正和创新尚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理论灵魂的“非正式司法”版图,以司法属性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档案之外:晚清江南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以杜凤治《归田日记》为素材

清代中国的纠纷解决,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从纠纷双方自行协商,到邀请绅耆、亲友、中保以及邻里居中调解息争,再到告官审断;纵然告官审断,仍不排除民间调解的同时并进。在判牍与司法档案中,虽可看到民间调解与官府审断的互动,却极难知晓民间调解的具体细节,更难读到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应对纠纷、解决纠纷的方法与策略;而在告官审断之时之中之后,必须考量各种影响诉讼胜负的复杂因素,诸如两造身份、财力、官场人脉、诉讼成本、未来利益,以及承审官员的性情、偏好、能力与贪廉。但是,晚清江南绅士杜凤治的《归田日记》,却为读者提供了这些方面的详尽记载,使读者有机会深入考察纠纷解决的各个环节,以及影响诉讼的各种因素,或可弥补判牍与档案的不足。

数智时代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从ADR到ODR

[研究目的]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网络纠纷的增长也随之而来。数智时代民事纠纷呈现出数量多、增速快、标的较小、解决周期短的特点。[研究方法]传统的诉讼解决机制已难以适应数智时代下我国网络纠纷的解决需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共建共治共享”网络空间治理格局的不断推进使得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我国的在线诉讼及智慧法院建设属于ODR机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ODR突破了传统Online ADR的非诉解纷范畴,实现了司法诉讼的线上审判新模式。企业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端进行纠纷申报与处理,避免了线下冲突;平台可以在线收集消费者的投诉信息并进行分类处理,更加高效的掌握自家产品或服务面向市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加强企业管理与质量监督,改善工作,有利于将企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现实应用中,我国ODR机制仍存在立法缺失、ODR机制执行效率低下、消费者信任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研究结论]对此,应在数智背景下完善关于ODR机制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规定、培养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思维范式,促进线上纠纷解决机制的普及度,加强“电子信用”建设、完善保全与救济措施、提升ODR机制的平台建设与人才储备以更好促进我国ODR机制的良性发展。

中国企业对日本投资及日本纠纷解决机制

对外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曾经历过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国际商品贸易;第二阶段开始对国外的实物资产进行投资.

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逻辑框架与困境纾解

从法制发展和社会需要来看,编纂环境法典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生态环境纠纷解决作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章的重要内容,是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责任的承担及其制度设计作出的程序性回应。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法典化,首先就是要明晰生态环境纠纷解决与传统纠纷解决的关系,确立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逻辑框架;其次是分析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实践性难题;最后是围绕法典化对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遇困境提出规范化的设计方案。

乡村纠纷解决异化的表现、成因与治理途径

乡村纠纷解决的异化,即纠纷解决过程、目标和法律运用方式等方面的异化。乡村纠纷解决异化表现为纠纷解决中各主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冲突,包括当事人之间的社会行为冲突和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社会行为冲突。纠纷解决的异化是现今乡村纠纷解决必须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与法律的公信力、纠纷解决程序的运行顺畅密切相关。维护乡村的和谐秩序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环。探寻纠纷解决异化的成因和治理途径是实践中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议题。乡村纠纷解决异化的根源在于纠纷解决依据的实质理性化与形式理性化之间产生了冲突。应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培育公共交往理性,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降低乡村纠纷解决的异化风险。

从手段到目的:人民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与行政化——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当前,法院司法考核有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例,该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所取得的荣誉数量与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缘由是,该法院为达到考核要求人为“注入”“甩干”审理时间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物业服务合同和供用热力合同的串案,由此揭示了当前同级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和上下级法院司法考核的行政化。对此,应从设置灵活的司法考核规则,构建多元的司法考核程序,以及科学地运用司法考核结果等方面对司法考核予以优化。

纠纷解决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枫桥经验”为例

该文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在分析"枫桥经验"社会治理特征的基础上,试图借鉴其精华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有所启示。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矛盾纠纷日益凸显,如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和促进社会和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枫桥经验"作为化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典样板,在整体联动性、和谐性、多元社会规范并举、主体多元性等方面具有现代社会治理的特征。因此,应借鉴"枫桥经验"之精华,构建动态监测型机制,以人为本、和谐至上,多元化社会规范和多方协同、平等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以期来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加强县域商业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县域强不强、发展后劲足不足,与当地的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健康的营商环境包含着一套符合实际、运行良好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必须在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的前提下,针对县域商业纠纷的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

人工智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应用及意义

在社会矛盾和纠纷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利用传统的法律资源、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解决当下多元化的法律纠纷显得捉襟见肘,这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难题提供了思路与途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的发挥,促进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保证了纠纷解决的质量,降低了司法成本,提升了法律资源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