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前后加强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

20世纪30年代,为实现共同抗日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同时,为维护人民军队的先进性、纯洁性,中国共产党采取健全领导指挥体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工作制度、总结历史经验等措施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及其历史意义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把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一改编,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抗日战争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并最后赢得了胜利,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因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一事件,就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初期115师政委是谁?

八路军改编初115师政治委员是谁? 一说,解放军军事学院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认为是聂荣臻; 又一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认为是罗荣桓。笔者查阅有关史料是: 1.毛泽东1937年曾说,红军改编初,“因受国民党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

红军改编前夕的云阳集训和洛川会议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政府第八路军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其关键环节是云阳集训和洛川会议。其艰难程度,至今回忆起来,不禁让人对决策者敬佩万分。云阳集训云阳是口镇通往泾阳县城途中的一个重镇。

红军陕甘改编抗日若干问题再探讨

西安事变前后至日本全面侵华之际,国共两党在最终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体制下实现了红军主力陕甘改编抗日的转变。中共接受了两党合作抗日必须遵从共同体原则的观念,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竭尽妥协和让步;在共生与竞争关系中,在不平等和非对称条件下,实现了红军改编后规制的完善化、财经和补给的自给化、内部结构的最优化;对于政治共同体强势方禁止之外,努力寻求合法化的发展。本文使用大量历史档案,并且运用道义逻辑的理论方法①,对中共中央指导红军陕甘改编抗日这一个案的道义逻辑和政治责任进行了梳厘,以求匡正海内外相关研究中的各种偏见。

红军改编前后国共两党谈判斗争评述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 ,经过艰苦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红军改编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 ,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 ,没有因为红军改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削弱以致脱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坚强领导 ,为坚持持久抗战 ,打败日本侵略者 ,夺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正】 “七七”事变后的红军改编,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又比较尖锐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红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不能及时了解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因而处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之中。由于这种情况,怎样在顾全抗战大局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以及发展人民抗战力量,乃是红军改编中的几大难题。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过程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使二次国共合作在鄂豫皖边区得以实现。

红军改编八路军后首战平型关

为挽救华北危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举行了誓师大会,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领下由陕西三原、富平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入晋不久便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此篇为时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陈世榘的遗稿,记录了红军改编八路军后首战平型关前后的情况。

关于长征结束后红军人数问题探讨的一点补充

姜任耕同志《关于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人数问题》(见《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一文,曾就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国红军由三十万减少到不足三万人的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三大主力会师时,“汇集在西北地区的红军约七万左右,加上南方红军,则全国红军应有八万以上。”根据接触到的资料,我以为这种估计数据比较接近事实。不过,对姜任耕同志所作“‘不足三万人’的红军……是指西路军失败后西北地区的红军”这一结论,我认为还是可商榷。因为,

关于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人数问题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前,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红军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学中横竖避不开的重要历史过程。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讲述这个历史过程,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多年来,在许多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讲义和文章中,对这个历史过程的表述很不一致,有一些是很不准确的。其中有一种似乎已被“公认”的说法,就值得重新研究。

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红军改编,边区改制,1937年4月6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特别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其干部无私忘我的工作和廉洁勤俭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边区政府成立之后,政坛气象为之一新。贪污腐化、损公利己、阳奉阴违、官僚主义、消极怠工之风为之一扫;政府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克己奉公、艰苦奋斗、言行一致的作风人人奉行。

周恩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同志根据党的决定,以超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其政策转变的起点

抗战前夕,国民党的政策有一个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转变究竟是由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目前史学界的大多数同志认为西安事变和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但从当时的材料来看这个转变始于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五全大会)。一五全大会的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敌入侵,国难当头,全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拯救民族危机。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却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围剿”红军。这就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便利了日本的进攻。“九·一八”

芦沟桥事变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战争。这次战争从1931年9月18日就开始了。但是，多次局部抗战，包括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都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7月7日夜日寇向芦沟桥中国守军的突然进攻，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努力，得以再度与国民党合作，从而最终促成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对此，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愿略谈浅见。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破击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利用交通破击战这一有效的方式,切断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军事战略部署,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支援全国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使交通破击战在抗日战争时期上升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位。 纵观华北敌后交通破击战,大致是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主力红军改编出师,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时止,是交通破击战的展开阶段。 这一阶段国内政治形势的突出特点是:日军大举进攻,一年多时间鲸吞了近半个中国,

八路军战略方针的确立

早在红军改编的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已开始考虑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1937年8月1日,他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这是毛泽东首次就红军战略方针问题提出的意见。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从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三年期问,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开始的。党中央虽然建立了以项英为书记,陈潭秋、毛泽覃、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建立了以陈毅、梁伯台为正付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还成立了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为政治部主任的中央军区。同时还留下红二十四师、红三、红七、红十一等八个独立团,总兵力约三万人,但是,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未作认真部署。

1935至1937年人民军队名称的改变

过去,在1936年至1937年间的史料、史书中,人民军队的名称常常有“抗日红军”、“人民红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红军”及“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等不同称谓。近来,仔细查阅了这一段的档案、资料,初步摸清了这个问题。即从1935年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到八路军、新四军编成,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称“抗日红军”或“人民红军”,此前称“工农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