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基于2004-2020年全国30个省(区、市)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部的碳减排效应促进作用最显著,中部次之,而对西部不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经济增长方面,政策实施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这一中介指标的介导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则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介导来实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具有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效应。

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基于黄河流域的异质性检验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生态保护流域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广阔的流域范围都意味着保护黄河流域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本文选取我国2008-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全国分为黄河流域与非黄河流域,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在我国是存在的;(2)“绿色红利”效应在非黄河流域的作用更加显著;(3)“蓝色红利”效应在黄河流域的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肯定了开征环境保护税对我国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指出环保税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为了更好发挥环保税的“双重红利”效应,从税率、征收范围、财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政策经历多次调整,这对人口结构及其红利效应产生深远影响。从计划生育到放宽的两孩政策,再到更为宽松的生育政策,这些变革都对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需求造成显著的波动。人口红利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研究的核心。而为持续应对人口红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优化劳动力结构、改革退休制度、创新经济模型以及加强对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文章旨在深入探讨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并为此提出一系列应对策略。

环境保护税是否有效释放了四重红利效应?

环境保护税作为新征程中生态文明建设“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要经济手段,研究该政策的四重红利效应对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和税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以环境保护税开征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①环境保护税开征可以有效释放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四重红利效应,且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排除政策干扰以及添加控制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从企业微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保护税开征不仅可以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还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从环境制度基础视角,相比于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非环境信息公开城市,环境保护税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境信息公开城市更能显著产生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四重红利效应;从资源禀赋视角,相比于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税在非资源型城市更有可能释放多重红利效应;从工业发展基础视角,相比于老工业基地城市,环境保护税在非老工业基地城市更有助于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该研究丰富了环境保护税的相关文献,并从环境保护税征收视角为推进企业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作了尝试性论证。同时,提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定应因地制宜,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有效改善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基础。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及深化改革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融入型和独立型两种税制模式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税可以改善本地环境污染,但会抑制碳减排治理,同时独立型环境税可以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融入型环境税能够提高本地经济增长数量,独立型环境税则无法在本地有效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同时两种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税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且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环境税对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非线性特征。此外,本文为进一步深化环境税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同时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人口红利效应对新疆建设兵团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结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量流入为新疆建设兵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新疆建设兵团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随着新疆建设兵团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应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多种红利效应推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城镇化发展、人口、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发展,土地使用、房改、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大力推行的棚改等红利效应,作用于房地产市场,使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展40年。

环境税以及其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本文阐述了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将环境税和其他环境保护政策对比分析,围绕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分析了其作用原理以及学者对于其的质疑,剖析了OECD国家环境税制的主要特点与效果。本文主要创新体现在利用宏观经济模型和国外学者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先进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对环境税制的建立提出自己的观点。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影响了零售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基于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实证

本文采用门限面板计量模型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零售业发展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零售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效应是显著存在的,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其人口红利效应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一,劳动力成本规模的上升对人口红利效应存在门限效应,成本规模适度增加会增强人口红利效应,但一旦突破门限值后则会转变为削弱效应。其二,劳动力成本规模的增势,对人口红利效应也存在门限效应,且随着上升趋势的明显而表现出渐进渐强的抑制效应。

珠海市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分析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税在我国正式施行。珠海作为经济特区和花园城市,环境质量对其尤为重要。因此,以珠海为基点研究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分别从"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两个方面探讨珠海市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以期为环境保护税的税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导向作用。

“双碳”目标下环境信息公开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环境信息公开是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领域,也是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制度建设的重要立足点,对我国“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公众参与、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和制度环境等视角系统阐释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双重红利”,并基于长江经济带相关数据进行验证,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显著的双重红利效应,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并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2)长江经济带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存在抑制效应,同时碳排放约束政策对环境信息公开具有调节效应;(3)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两大系统之间有序的协调统一;(4)长江经济带环境信息公开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制度环境等中介机制实现双重红利效应。这些结论为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民工市民化的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人口红利效应、广东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大量流入为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广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尤其是受到金融危机的洗礼,广东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消费者拍照行为影响消费体验的双刃剑效应

拍照是消费者对体验进行视觉记录的手段。虽然拍照“打卡”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企业营销的重要工具,但目前未发现有文章系统介绍拍照行为对消费体验的影响。拍照行为通过调整注意资源和认知参与对消费体验产生双刃剑效应。具体而言,拍照行为会给消费者带来以“视觉体验红利”为主的红利效应;还会因缺失其他感官(嗅觉、味觉、听觉或触觉)的真实体验产生“匮乏效应”。个人因素和情景因素是拍照行为影响消费体验的重要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可以从比较不同拍照内容的效应差异、研究环境变量在拍照效应中的影响、拓展拍照的双刃剑效应在企业营销层面的研究等方面展开。

我国环境税费政策效应分析——基于“三重红利”假设的检验

通过建立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环境税费政策对节能减排、经济增长以及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融入型环境税费制度安排,对环境改善的作用非常微弱;征收环境税费具有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经济增长红利得到较好实现;由于环境税费负担能够转嫁,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控制效果,同时因劳动要素受供求弹性影响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劳动收益率下降,环境税费政策使得要素收入分配中资本与劳动的差距拉大。实现绿色发展、改善要素收入分配,需要改革碎片化的融入型环境税费制度,确立环境保护税的主体税种地位,并扩大课税范围、优化税率设计。

机动车污染物减排管控策略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

城市交通拥堵及其诱发的空气污染现象已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以机动车为例,引入惩罚机制,构建了一种机动车污染物减排管理模型,通过动态仿真来探究不同政策方案对主要变量的影响,进而揭示其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适度的罚金不仅能够有效减少GDP损耗量和非法出行增长量,而且能够显著降低交通拥堵程度,体现了该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通过对收费、罚款和补贴三种政策作用效果的比较,发现:在缓堵方面,收费>罚款>补贴;在降低机动车非法出行方面,罚款>收费>补贴;在减排方面,收费>补贴>罚款,并且补贴和罚款的作用效果十分有限,呈现出“弱减排”效应。

我国证券市场半强式有效吗?——基于上证A股市场红利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

市场有效性问题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探讨在证券价格形成中市场是否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学术界基本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在1993年后已达到弱式有效,但对于是否达到了半强式有效还存在着分歧。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以红利公告事件为对象,检验了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上证A股市场的半强式有效性,结论表明,市场价格对红利公告消息并没有作出合理的反应,我国上证A股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

新中国7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红利效应嬗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结构的再生产类型已从初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向了当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与此相伴,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受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进步等因素的推动,1953—1957年,新中国经历了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

节能减排的就业结构优化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节能减排与就业关系的实证文献所得结论并不统一,可以将其分成三个层次:(1)双重红利层次,即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高于就业缩减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第一红利)的同时会促进就业的增长(第二红利);(2)就业结构优化层次,即政策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缩减效应大致相抵,但就业结构更清洁化;(3)就业破环层次,即政策的就业创造效应非常有限。通过文献综述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一系列规制政策进行分类,结果发现尽管实现双重红利很困难,但基于税收和市场的规制政策依然可以实现就业结构优化效应,而行政化的规制政策则以就业破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