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史》新创藏史书写体例背景探析

《红史》作为一部综合性藏族史学名著,首次记述汉地、木雅(西夏)、蒙古等地的王统历史,开启了藏族史学新的文本撰写体例,推动了藏族史学在书写空间上的拓展,被认为具备"世界史笔法"。本文从《红史》成书的历史背景、社会原因、个人因素以及对后世藏族史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利的修史环境和蔡巴自身的史学素养,促使《红史》新创藏史书写体例,铸就了其在藏族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较研究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为14世纪藏族传统史学代表作,研究这两部著作对于把握整个14世纪时期藏族史学发展特点以及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这两本著作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史学地位和史学意义。

试析《新红史》在藏族史学著作中的地位

文章以阐述《新红史》的史学价值为主旨,分析了作者著书的社会背景与修史态度;以史学对比法来比较同一时期的史学名著,强调《新红史》的鲜明特点,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史学角度解析《新红史》及其著者的史学思想。

浅析蔡巴贡嘎多吉的名著《红史》

《红史》作为一部藏族史学名著,无论其结构特征、内容,还是语言表达都在藏族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内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通过比较《红史》《娘氏教法源流》《弟吴宗教源流》《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族史学名著,并结合后人的成果来研究《红史》的内容结构之特征、版本及成书年代等。

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王统世系的史料考析——以《红史》为例

藏文史籍《红史》中不仅记载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名、家谱,还附有部分汗王生卒年代和在位年代,以及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年代。虽然有的记载难免出现偏差,但作为14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史籍,其相关内容也为研究蒙古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明确了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的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及意义。

浅析《新红史》中西藏(吐蕃)王统史事考证

《新红史》是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赞普传记、《吐蕃王统史》、《红史》、《青史》等著作关于吐蕃王统的记述后另一部关于吐蕃王统记载的史册。其中的民族史观与世界笔法是《新红史》一书的主要记述特点,总体写作特点由前代以叙述宗教内容为主转变为以叙述政治势力为主。本文对《新红史》中西藏吐蕃王统部分史事上的考证进行了分析,说明了《新红史》记载吐蕃时期这段历史时写作特点。

《红史》元朝相关史料内容与价值探析

元代史学名著《红史》记叙撰述西藏卫藏历史以外,还记叙了阿里、印度、汉地、西夏、蒙古等地的王统历史。其中所载元朝相关历史是目前所见最重要的早期藏文元朝史料之一。学界对于《红史》元朝史料虽有关注,但其藏文元朝史料内容和价值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文章基于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红史》所引元朝相关史料内容,即始祖孛儿贴赤那到薛禅汗世系传承;真金太子到妥懽帖睦尔皇帝世系及年号;元末年燕铁穆尔专权和妥懽帖睦尔逃亡大都,以及元朝灭亡的史实。准确记述了元朝历任萨迦派帝师和西藏地方本钦等历史信息。所载元朝史料撰写年代最早,内容可信度较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补充蒙汉文历史资料之不足,还可起到与蒙汉文献相互印证的作用。对推动元朝史、西藏地方政府与元朝中央政府关系,乃至蒙藏文化关系史的深入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红史·蒙元王统简述》史料构成与来源

文章探讨《红史·蒙古元朝简述》所引史料的构成与来源问题,论证了该史料共由三部分构成:蔡巴·贡嘎多吉根据《也客脱卜赤颜》摘录始祖孛儿贴·赤那到薛禅汗世系传承部分;又据《元十三朝实录》同源史料完成真金太子到妥懽帖睦尔皇帝世系及年号部分;而后由继承者据《雅隆尊者教法史》和旅京帝师更噶仁钦的口述,补充完成燕铁穆尔专权和元朝灭亡的部分。

郝崇书:倾心为红史著书的农民女作家

[人物名片]郝崇书,女,1956年生,河北平山人,农民作家,为平山县政协委员,出版有纪实文学《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日子里》《七月流火》《共产党之歌》《新中国水电之源》和电视剧本《西柏坡》等。2010年10月,在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联合举办的"双百"评选活动中,《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日子里》入选中国"百部农民作品",她本人入选中国"百位农民作家",并成为河北省唯一当选者。

藏文史籍所载西夏故事溯源

《红史》等藏文史籍所载西夏故事可以复分为如下情节:一是山神格胡((?))化身七骑士之首领而与北面都城中一妇人结亲育子,此节源于猕猴与罗刹女繁衍羌人的始祖传说以及《萨迦世系史》所载凉州地方神灵毒龙传说;二是格胡之子鄂鲁氏藏身土坑躲过汉皇卜算追踪,此事脱胎于《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葛尔远赴长安智娶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章节;三是鄂鲁氏诈死逃亡,此节是汉地"搜孤救孤"及《宋史夏国传》所载李继迁匿棺出逃故事的叠加和简化;四是大雕、黄牛哺育鄂鲁氏成长,此事应是汉籍所载北亚民族祖先"狼生说"的变形和演绎;五是鄂鲁氏逃到雪山聚众造反,此事与《宋史夏国传》所载契合;六是鄂鲁氏马粪、马鞭染黄河,老妇诈计降汉皇,此事亦出自《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八是西夏甲廓王被臣下杀害,阔端转世为其复仇,此事来自于《萨迦世系史》中萨迦班智达的口述。此外,《红史》似乎有意识地省略了汉地皇帝与西夏国王较量的故事,其情节大致同于蒙古史籍所保留的成吉思汗与西夏失都而忽合罕化身斗法,以及哈撒儿与黑色老妪缠斗的故事。一言以概之,藏籍西夏叙事乃是不同来源的故事传说在蒙元王朝和西藏萨迦派联合统治西夏河西故地的背景主导下杂糅而成的。

《雅隆尊者教法史》作者及史源新议

部分藏文史籍的译者或者注者认为,《雅隆尊者教法史》的作者是释迦仁钦德,因其出家后僧名为拉尊·楚称桑布,因此其所写《大王统史》就是《雅隆尊者教法史》。但从相关史料中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释迦仁钦德与拉尊·楚称桑布为叔侄关系。另外,从史源学的角度看,《雅隆尊者教法史》中蒙古王统部分,被《红史》的后世抄写者补入《红史》,从而导致先成书的《红史》引用后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的现象。《雅隆尊者教法史》是第一部详细记载萨迦派政教史的史书,其对雅隆王朝世系传承和事迹的记载,成为后世相关记载的重要史源。

吕光出兵西域原因及相关史事新考

公元4世纪80年代吕光用兵西域是东晋十六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本文以藏文文献《红史》记载为依据，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对吕光用兵西域原因再行探讨。主要考证内容：1．关于西域车师前部国师其人其事；2．关于鸠摩罗什身世及生平的最新考证。

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中)

第三是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这个名字当然可以还原为。这位法王曾在永乐十二年来朝,据说“礼亚大乘法王“(《明传》)。在《蒙古源流》里记有“Saskiya yinyeke asaranggoi bsaman orji”,按一般解释,应该译为“萨迦巴的大慈”,另方面我们读《蒙古喇嘛教史》,则知在宗喀巴的弟子中,就有个绛钦却吉,他有释迦也失之名,曾被派往内地。于道泉氏引《卫藏通志》卷六寺庙志中一段话。

藏译本《唐书·吐蕃传》对传统藏文史书的影响

《唐书·吐蕃传》《通典》《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对吐蕃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载,而在诸多历史史籍中,《唐书·吐蕃传》的价值与影响可谓首当其冲。自元代译师胡将祖首次将其翻译成藏文,该史籍便对藏族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重点探讨《唐书·吐蕃传》藏译本对书写藏族历史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体现其史料价值及社会价值。

吐蕃传说中的两个西夏词

本文考察了14世纪藏文典籍中两个词语的西夏语源,提出藏文氏族名Ngo snu’i和山名Si-no’i zhan可能分别来自西夏语的ηwe2nju 2"牛喂奶"和sjiij2 niow2 i1"恶心山"。

试论西藏奴隶制社会的上限问题

藏族是富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之一,它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这在许多藏文史书和民间文学中均有所反映。如《红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慢缓的出现了不需耕种自然生长之谷物,食之者逐生人间淫事而自感羞,故伊始初出房屋,此自然粮先无存贮之习,需者可前往而取,然时光流久人间出现为之争斗之事,故众论选一贤人为众敬王。

国外对蒙元时期西藏史研究综述

研究蒙元统治时期的西藏历史不汉在整个西藏史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它对于研究蒙元史、蒙藏关系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自本世纪初开始,国外学者就注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几十年来兴趣持续不衰,迭有新人新作问世。尽管他们在对这段历史的总的看法上与我们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分岐,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是对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利用,史实的考辨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论著,取得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借鉴。兹按文献资料的整理和专题论著两个部分来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藏、蒙史籍所载西夏故事溯源两则

藏、蒙史籍所载西夏故事若干情节借自他族传说。《红史》中大雕、黄牛哺育西夏开国君主成长一事应该是汉籍所载北亚民族祖先'狼生说'的变形;《蒙古源流》中西夏末代皇帝死时情景则与各族文献所载佛史上一些高僧被冤斩之后脖颈流乳的传说同出一辙。

《红尘》的史诗性品格

台湾著名作家墨人的长篇巨著《红尘》,具有一种史诗性品格。突出的特征有三:一是体貌气象,宏伟壮观;二是历史容涵,广阔深厚;三是思想情感,真切凝重。

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有关吐蕃王统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P.T.1286和P.T.1287号敦煌藏文写卷。后弘期早期成书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屡屡出现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零散叙述,14世纪中叶成书的《红史》作者广采汉、蒙古等地的文献资料,开创性地将汉、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区域或族群的王统历史纳入书写范畴,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纂体例。这一书写传统后被《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文史籍继承和发扬,影响深远。14—16世纪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的历史书写,体现出藏族史家对于元代以来汉、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体性关照,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藏族史家在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和民族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相关论述,史学家们事实上建构起了一种汉、藏、蒙古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使得元朝治下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一点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