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实践与发展路径研究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机制,是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经营方式,已成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红花岗区小农户数量较多、老龄化较为严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效益不高、带动能力不强,制约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成为红花岗区进一步推进山地农业现代化亟待突破的瓶颈。山地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红花岗区加快山地农业现代化的新选择。研究山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路径意义重大。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特征

农业碳排放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农业社会化服务充当了衔接小农与现代农业的重要角色,能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的增加。本文以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因子测算法、拉开档次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分析等方法测算中国各省份(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外)农业碳排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检验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影响路径、空间溢出效应和效应溢出范围。研究发现:1)从总体上来看,随时间推移各地区农业碳排放量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则逐年提高,并对农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抑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呈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态势;2)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抑制农业碳排放的不同路径中,农地流转和农业经营规模均能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分别达到总效应的13%和18%;3)从空间效应上来看,邻近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显著地抑制本地农业碳排放,其空间溢出效应随经济距离的增加而增强,2 d以上经济距离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达全部溢出效应的26.2%。基于以上结果,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适度提高农地流转,降低农业经营规模,完善土地全程托管服务;发挥地区产业优势,鼓励跨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地区间经济一体化合作,推动资源的跨区高效配置。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的组织化:不同服务模式的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比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讨论了小农户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组织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在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因受到政府补贴的吸引而达成了临时的合作,但这种组织化具有暂时性。在市场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或被整合到规模经营主体的种植模式中,或被服务组织重塑。在这两种服务模式中,小农户都是被动的参与者,其组织化程度并未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通过重建与小农户的双向权责均衡关系,通过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来解决组织成本问题。这种双向的权责均衡关系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小农户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利益联结,从而使该组织对小农户的组织和动员成为可能。

华池县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是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适应农业绿色发展和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的需要。为了提升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能力,规范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基于多年实践和相关文献,在阐述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及其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华池县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现状,总结出了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经验:培育服务主体,提升服务水平;健全管理机制,增强服务能力;扩大宣传,提高农户认识;强化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加大政策扶持,提升防控力度等,以上经验有利于拓展农业植保服务的范围和深度,促进县域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快速发展。

数字时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决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静态离散博弈模型,并在可观测决策结果为参与者博弈均衡的假设下,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的样本数据,对数字时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决策进行机理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决策不仅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选择,更是市场参与者的博弈均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驱动了专业农户的市场进入决策,但市场进入壁垒呈现明显的正向规模性偏好;在数字时代,潜在进入者间的“数字鸿沟”制约了服务市场发展中数字技术和农业技术的协同效应。因此,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过程中,应以数字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为重点,发展服务市场“金融”功能,提升服务主体数字化素养,营造服务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服务供需均衡、政策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研究——基于成都的实践案例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农业领域“双碳”目标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业生产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现实情况下,将绿色低碳生产模式引入小农户生产是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文章通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成都的实践探索进行探讨,解析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面向绿色低碳生产需求、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品牌、实现优质农产品溢价,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支持力度、提升农户绿色低碳生产意愿的对策建议,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指导依据。

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机理、实践与策略

社会化服务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推力。在理论上,社会化服务主要通过规模经营、要素引进、产业拓展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实践上,以山西为代表的社会化服务政策推广已具备一定成效。现阶段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强国建设还存在服务覆盖不充分、服务专业性有待提高、服务成本居高不下、公益性服务不完善等问题。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强国应从拓展服务供给、引入现代要素、优化政策措施、壮大集体经济四个方面继续发力,从而实现社会化服务覆盖层次的扩大、服务水平的提升、服务成本的降低、公益服务的完善,进一步推动农业强国建设。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社会化服务的交易成本视角

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小农与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融合,然而交易成本造成了效率损失。基于2022年陕西省农户调研数据,将小农户资本禀赋、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有为集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构建实证分析模型,探究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禀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大部分农户处于左侧上升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在资本禀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著影响;有为集体从合理分配社会化服务增值效益出发,可以有效缓解交易成本的不利影响,即有为集体显著调节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由此,提出通过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育力度,规范市场运行,强化村集体介入管理,以缓解当前小农资本禀赋不足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

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以黑龙江省这一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2—2021年的统计数据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进行测评,并构建Tobit模型,对两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金融流通服务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服务,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农业产出水平和科技支撑水平仍需要提升;两大系统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耦合状态,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稳健上升,已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跃升至良好协调阶段;工业化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对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粮食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对接传统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关键抓手,对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在系统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粮食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粮食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整体水平呈持续增长态势,形成了以技术信息服务和公共设施服务为核心支撑的发展结构;2)三大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均有提高,发展水平按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东北主产区,但由于各维度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主产区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结构特征;3)粮食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各省发展差距较大但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且空间正向集聚效应增强;4)多方因素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造成影响且程度大小不一,从位居前两位的影响因子看,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规模,农村生产生活层面为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建议:兼顾总体建设和结构优化,在扬长补短中加快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禀赋优势并把握外界机遇,针对性解决突出问题和促进发展;加快资源跨区共享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和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持续改善,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海南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探索与实践

海南省自贸港有广大的农村腹地和高比重的农业产业,在农业开放市场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和科技创新资源流动更加畅通,海南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日益完善,农户生产性服务外包需求日益旺盛。在中央财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支持下,2017—2023年,海南省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29亿元,完成项目面积129.2万亩。全省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初步形成,涌现一批典型服务模式,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有效支撑。

基于生产环节细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种植结构——来自江苏省的微观调查证据

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放松农户的禀赋和外在环境约束影响农户的种植选择,从而影响种植结构。本文基于江苏省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条件混合过程的Tobit工具变量模型分析基于生产环节细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生产环节社会化服务均能显著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其中收获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趋粮化”作用最大、耕地环节社会化服务的“趋粮化”作用最小。进一步分析,“趋粮化”作用仅在土地经营面积小于30亩的小农户中显著。得出启示:培养更多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着重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薄弱环节,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引导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采用社会化服务;加强针对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泰州市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该体系可以整合各方资源,提供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服务,包括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科技创新等,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信息化,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提高农民收入。泰州市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农民等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和协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应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制度优势

中国农业生产仍以小农户为主,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最大国情,加速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难中之难和重点任务。在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多类型的联农带农机制中,应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独特制度优势。

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研究--基于2012—2023年文本分析

实施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尝试。研究围绕2012—2023年国家层面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利用NVivo12软件进行自下而上的逐级编码,分析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制定关注内容,同时挖掘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制定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给出建议。研究发现: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更加关注政策的运行保障而忽视组织的建设及购买服务规范,因此,政府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应提高组织建设力度、完善购买服务目录、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以促进政策制定的发展与延续。

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承担着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历史任务。在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样具有独特优势。新世纪以来,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表现为:建设任务如期完成、建设规划有机衔接、建设标准逐步完善。当然也存在建设标准不统一、建后管护不到位以及资金保障难落实等问题。针对此,要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土、水、技、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

东北粮油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调研

受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委托,笔者随调研组赴黑龙江省绥化市、齐齐哈尔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调研走访兰西县、依安县、讷河市、莫旗、扎兰屯市,了解东北粮油主产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情况。调研发现,两省区聚焦黑土地保护、粮食稳产、农户增收、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引导撬动作用,着力发展玉米、大豆等生产托管服务,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取得了突出成绩,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发展效应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在经验事实和政策设计层面,农业社会化服务都被赋予了绿色发展效应的功能,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绿色发展效应问题,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本研究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阔背景出发,通过建构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尝试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绿色发展的表征变量-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以其分解项-农业绿色技术效率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作为中介变量,解释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发展效应的作用机理,将异质性的农户要素禀赋作为调节变量,解释其在何种情形下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产生绿色提升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据此蓝本,进一步细化研究视角,丰富拓展作用效应路径;利用农业大数据,在大样本持续追踪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政策冲击效应等若干议题。这一理论框架可为重新探求小规模农业的现代化之路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优化面向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供给,实现农业功能的拓展性转化,为政府重新设定现代农业政策发力点提供了现实可能。

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保障中国农业现代化及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采用熵值法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探讨山东省及其16地级市2011-2021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引入障碍度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内部制约与外部驱动因素。结果发现:(1)在时间上,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存在农业生产资料服务、农产品流通服务水平不足的短板;(2)在空间上,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服务高水平集聚于鲁东地区,而低水平则集聚于鲁南地区;(3)内部制约上,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受到阻碍作用最大的5个因子依次为农业保险深度、农药供应量、农业供电水平、农业贷款深度以及农业科技服务投入水平;(4)外部环境驱动上,城镇化水平、创新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对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质量为抑制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规范化发展的质量与收益效应研究——基于1147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调查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规范化发展是推动服务带动型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政策导向。而服务规范化是否能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净收益是关键。基于全国18个省的1147份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微观数据,文章对服务主体规范化发展的质量效应和收益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服务质量与主体规范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服务净收益与之呈“正U”形关系,即当主体规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加强规范化程度能同时提高其服务质量与净收益;同时,主体规范化的质量与收益效应以乡镇为边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农业社会化服务规范化建设和服务主体进行规制选择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