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合同及其违约责任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对《民法典》第495条关于预约合同的规定作出三方面解释。当事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达成的初步协议,只有满足两项条件,即须有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约定与约定在内容上须具有确定性,才能构成预约合同。违反预约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主要表现为拒绝履行预约合同义务与履行预约合同义务违背诚信原则导致本约合同未能订立。由预约合同产生的义务一般属于一种方式性义务。违背诚信导致本约合同未能订立是指债务人未遵循诚信原则尽最大努力履行义务,造成本约合同未成立的客观事实。违反预约合同义务的责任承担方式是损失赔偿,不包括继续履行。该损失赔偿可理解为一种缔约机会损失赔偿,赔偿额应依缔约机会的期待可能性,在订立、履行预约合同付出的信赖利益与本约成立所可能产生的履行利益之间进行衡量。

网约车平台算法个性化定价、乘客履约率及其监管对策

网约车平台算法个性化定价产生了复杂的市场影响,相比传统出租车服务,网约车乘客违约率达30%左右,因此算法个性化定价对乘客违约率的影响机制以及乘客是否履约的关键特征值得探索。文中尝试运用矩形Hotelling模型建立算法个性化定价与乘客违约率的因果关联机制,以两个网约车平台之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揭示歧视性定价、乘客违约率与平台之间竞争强度的关系。进一步运用网约车平台订单大数据,以Bhattacharyya距离、提升决策树及改进拉斯维加斯方法(包裹法)等归纳学习工具对网约车平台百万量级订单进行数据挖掘,找出决定乘客是否履约的关键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平台进行个性化定价时乘客的最终消费选择主要取决于价格因素;而改进车辆匹配、派单策略及减少乘客候车时间可显著提高订单履约率。研究结果对网约车平台完善定价及运营策略以维持双边市场用户数量、保证平台持续成功运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为反垄断部门干预平台个性化定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者治乡的理念与实践——以陆世仪《治乡三约》与陈瑚《蔚村三约》为中心

乡约作为传统时代基层社会自治与管治的重要形式,其理论发展与实践往往不同步。乡治方案越完善,乡约条文越具体,对行约条件的要求就越高,最终落实与持续的可能性反而降低。明清之际由两位关系密切的太仓儒者陆世仪与陈瑚分别设计的《治乡三约》和《蔚村三约》恰成对照。前者是陆世仪基于明末乡里社会失序与对传统乡约单一教化职能的不满,经与学友反复商讨而创制,其以乡约统摄社学、社仓、保甲的复合型乡治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乡里的自治权,这是此约历来备受揄扬的理论创新之处,却也因职能过分扩张而成为限制其实行的主要原因。后者则是明清易代之后众学友在陈瑚的主导下,切合蔚村农事不兴、文教不显的特点而拟定,仅以“孝弟、力田、行善”为原则,返归于乡约教化的本旨,最终经多方筹谋而获一定成效。

极大类p群的非线性非忠实不可约特征标个数

利用极大类p群的性质以及有限群的特征标理论探究了极大类p群G的非线性非忠实不可约特征标的个数.证明了p^(n)阶的极大类p群G的非线性非忠实不可约特征标的个数等于p^(n-1)阶的极大类p群G/Z(G)的非线性不可约特征标的个数.特别地,分析了只有3个非线性非忠实不可约特征标的有限p群的性质.

隐私保护的网约出行的研究综述

为高效利用交通资源,在线网约出行(ORH)服务整合车辆供给和乘客请求信息,派遣符合条件的车辆提供非巡游的出行服务。人们在享受ORH服务带来的便利时,也面临着严重的隐私泄露风险。为此,许多研究利用密码学技术设计隐私保护的ORH服务。首先,本文介绍了隐私保护的ORH服务主要面临的城市动态场景下高效计算密态行程开销、实时动态规划密态行程、安全共享不同ORH服务的运力资源等挑战。然后,回顾了欧式距离、路网距离和行驶时间三类行程开销的安全计算方法,其中,欧式距离计算效率高,但误差大,现有路网距离和行驶时长的安全计算方法多数面向静态路网场景,针对城市动态路网场景的安全计算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了面向司机、乘客、ORH平台的行程规划问题的求解方法,现有研究往往仅针对司机、乘客或ORH平台的单一目标进行行程规划,事实上行程规划不但要考虑ORH平台自身收益,更要同时兼顾乘客和司机的用户体验。综述了隐私感知的行程预处理方法,单车单客模式、单车多客模式的行程安全共享方法,并总结了其不足与启示。多车单客、多车多客动态模式的行程安全共享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从城市动态路网下高效的密态行程开销的安全计算与比较、多方隐私保护的大规模密态行程动态规划与安全保障、跨服务域的去中心化密态行程协作共享、ORH服务的法律法规合规保证四方面展望了隐私保护的ORH服务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旨在保护多方隐私的前提下,提高ORH服务质量、促进多ORH服务合作,使得网约出行更加智慧、更加安全。

企业何以提升治理质量?——基于网约车平台监管的制度分析

数字时代,由于技术壁垒等的存在,平台型企业行使监管权力成为一种政府的“刚需”。监管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是追求盈利的市场组织,与追求公共利益的政府组织不同。传统理论强调企业的政治参与,或是企业作为治理主体之一,配合参与治理,对企业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缺少关注。如何保证企业有效行使公共权力,提升治理质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网约车平台监管的制度建构和监管质量的提升,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样本。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创造压力和动力,建立起松紧适度的“企业-政府”利益共同体,可以促使企业愿意且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促成治理质量的提升。企业既需要适当的“嵌入性”,也需要适当的“自主性”,并构筑起合适的边界。关注企业行使公共权力的新现象,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数字治理理论研究。

劳动关系微分化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在算法技术与平台经济相得益彰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分化的演化趋势,使得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陷入了“身份不明确”的主体性危机与“权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不仅对传统的劳动从属基础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基于网约工群体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微分化趋势之系统理论分析,科学审视与证成微分化视阈下具有劳动从属性的网约工“第三类劳动者”之身份,并将“内在经济与人格从属程度的差距均以外在劳动量的差别为表现形式”这一从属性微分化之核心作为识别与判定标准,对具有不同强度从属性的“第三类劳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希冀能平衡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与网约工劳动权益合法保障之间的关系,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科学立法选择。

国家力量的双重进入与村规民约的重塑——基于215份优秀村规民约的文本分析

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的“村规民约化”和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两种方式进入到乡土社会中。国家力量与地方非正式规范的遭遇中,嵌入地方知识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规则体系之下规范化地运行。当代村规民约在承担更多的国家政策的转译与国家规范化要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当代村规民约需要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引入多元复合的治理手段,以交错配置的方式来完成其治理内容。村规民约的性质也从传统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转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制度载体。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从传统零工到社群网约工:平台经济背景下的“变”与“不变”

作为一种平台类型构建而成的零工群体之间的开放性集体--数字社群,在零工经济、社群经济背景下迅速耦合并充分发挥拉动就业与经济发展作用。文章聚焦零工经济背景下由线下的非正式群体组织转至线上非正式就业空间的组建过程变化,基于网络存在的陌生人关系而形成群体独特的社群化管理模式,从纵向视角溯源依靠数字信息手段及技术进行劳动实践的社群网约工群体的劳动内容、工作模式、权力结构、关系网络、策略选择的过渡变化,为理解社群网约工演变发展的动态过程,更新群体分类及认知提供经验性视角补充。研究发现资源共享化社群运营管理模式践行“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秩序共治”内生性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群体内部生态性维稳,但社群的虚拟性特点既扩充了劳动选择机遇,同时加剧不在场的信任风险。

人际传播视角下医患坏消息告知的“五维沟通”策略——基于“约哈里之窗”窗口移动规律的思考

“坏消息告知”是医患沟通中最具挑战性的情景,被国内外公认为医务人员沟通技能中最关键的内容之一。当前国内关于坏消息告知的研究中,大多从宏观视角研究医患坏消息告知态度、喜好或行为特征等话语外围要素,少有从微观视角关注坏消息告知如何具体展开。微观视角与人际传播特殊形式的特征密切相关,从人际传播视角解读医患坏消息沟通,基于人际传播的经典理论——“约哈里之窗”审视坏消息告知这一过程,并从“示善—询问—披露—倾听—引导”五个维度提出沟通策略。

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研究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处理乡村事务的自我管理机制,具有地域性、协商性、传承性和法治性等特点。目前,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着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内容不够规范,执行滞后,法律效力模糊等问题。以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需发挥党的组织领导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法治资源供给,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规民约中的法治功能,完善公众参与的基层协商机制,更好地促进村规民约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需求。

数字时代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困境与出路——以网约配送员为视角

我国网约配送员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一致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现有认定标准难以对灵活用工的劳动关系进行认定。基于此,应坚持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主,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将构成要件转化为要素考察,增加多元的从属性考量因素,实行双线运行标准兼顾其他因素的综合标准,找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出路。

基于结构方程的网约车平台用户价值共创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各种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人们影响较大的便是出行方式的改变。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网约车平台的诞生,也改变了顾客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地位。用户价值共创行为对于网约车平台和用户自身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然而在现实中却只有少数用户有意愿参与价值共创活动,所以了解网约车平台用户价值共创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因此,文章选取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服务体验和价值共创意愿五个变量,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网约车平台用户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影响和服务体验正向影响价值共创意愿,价值共创意愿进一步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

网约车文明实践建设路径

网约车承担着大量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窗口”,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直观体现,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亟需占领的时代高地。如何深入开展新时代网约车文明实践建设,推动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业态行业全面融入到精神文明的大潮中,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课题。借鉴传统出租车—巡游车文明实践的历史经验,对山东省潍坊市网约车文明实践建设路径进行探索创新。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鲁藩的《族约》——明代宗藩的自治主张

明成化以后,随着宗藩数量的增加,对这一群体如何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不仅是朝廷的议题,也是宗藩成员关注的事项。以此为背景,本文具体考察弘治年间山东鲁王府修订的《族约》。鲁藩《族约》明确说明其内容采自蓝田《吕氏乡约》,以此获得道德性和政治正确性。与《皇明祖训》规定的管理措施不同,也与当时朝臣提出的保全宗藩的建议有别,鲁藩《族约》以自治和互助为内容,强调精英成员在王府管理中的作用。鲁藩《族约》是明代中期一部分宗藩自我认识、自我管理主张的表达。《族约》收入于鲁府宗室编纂的《鲁藩别乘》,也是鲁王府声望建设的一部分。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积极作用

一、“枫桥经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经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视察,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上海网约车司机调查 有风险无保障,他们不止困在系统里

伴随网约车行业的快速发展,网约车平台企业、车辆及驾驶员数量快速增长,行业运力与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网约车司机曾经“轻松月入过万”“工作灵活”的日子正渐行渐远。网约车司机群体的生存状况如何?如何在网约车行业市场发展过程中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跟随记者的采访,窥见上海网约车司机生存现状。

叙事疗法在高职新生“心理教育”中的运用——以心理普查后心理约谈为例

高职新生的入学心理普查为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心理健康概览,心理约谈则为高职院校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个别学生心理状态的机会。本文通过阐述在心理普查后的心理约谈中,运用叙事疗法进行“心理教育”,更有助于学生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帮助高职新生重构积极的自我认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并进一步探讨叙事疗法在心理教育中的具体运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