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约束增长理论评价

近几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解释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经济增长率的新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内支出水平、产出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对外贸易状况,而且国内收入增长率等于国际收支均衡增长率,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之为国际收支约束增长理论.萨沃尔(Thirlwsll)教授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我们的评介主要针对萨沃尔的观点而展开.

增长目标约束如何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对增长目标约束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数字基建”)二者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28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增长目标约束如何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发现:(1)增长目标约束将通过政府关注效应和资金支持效应促进数字基建,软约束可以显著促进数字基建,但硬约束则相反。(2)增长目标约束对于数字基建的影响受到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市场化水平越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增长目标约束对于数字基建的促进作用越强。(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增长目标约束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数字基建水平的促进效果更强。同时,增长目标约束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仅在2012年后成立,且负向的社会绩效反馈差距比正反馈对数字基建的提升作用更大。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政府在数字基建中承担的角色,为更好促进数字基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经济增长约束的低碳城市碳排放总量优化模型研究

基于低碳经济理论,充分结合我国低碳发展现状,以经济增长为约束条件,碳排放总量为优化目标,依据行业特点对所有行业进行划分作为二级指标,构建碳排放总量优化模型,以保持经济增速的同时碳排放总量最小,使低碳经济发展达到最佳效果,为低碳城市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

文章以我国25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和Tobit模型分析市场化、增长目标约束与城市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市场化显著抑制城市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进而侵蚀城市环境,市场化与增长目标约束两者交互项对城市环境污染起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市场化通过促进创新水平提升而抑制环境污染,增长目标约束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加剧环境污染;进一步分析显示,市场化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增长目标约束的门限效应,增长目标约束强度越高,市场化加剧城市环境污染的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商业银行资产增长约束机制构建与资本充足率提升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约束资产扩张的内在机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能片面依赖于在资本市场扩股增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资产增长的内在约束机制。

增长目标约束、市场一体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全国25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层层加码”的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市场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对增长目标约束和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做出验证。结果显示:增长目标约束会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一体化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交互项对高质量发展呈现出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增长目标约束主要通过阻碍技术创新行为从而抑制高质量发展,市场一体化能够通过优化区域人才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增长目标约束对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负向作用较强,市场一体化对非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较强;此外,市场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受增长目标约束强度的影响存在单重“门限效应”。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是否会加剧“以邻为壑”?

以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重点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两个维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将会加剧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加剧市场分割的结论具有显著的地区与时间异质性,且受到临近省份间经济相对情况的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钝化、土地财政扩张以及金融资源扭曲配置三种途径加深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层层加成”对于市场分割的影响不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应全方位深化改革,建立更全面的政绩考核机制,同时根据各地区区域内相对经济条件积极探索灵活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经济群、经济带的合作,加快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

解码“中国经济增长”

消费是人类经济增长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单纯为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增加就业、为了出口创汇等,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消费目的,未必有利于真正的经济增长。新时期中国理想的经济增长必须考虑以下六个制约因素,即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资源的供给、环境容量、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关键是突出消费作为增长的目的,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以分配公平为前提,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

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模型

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不能以大幅牺牲经济增长为前提，因此，探索减排条件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探索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型，有利于确定该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最优路径。

高铁开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议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约束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高铁作为高效并有利于碳减排的绿色交通工具而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03—2017年全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铁开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且动态效应显示这种减排效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在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高铁开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内陆城市、资源型城市、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以及小规模城市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降低碳排放,而交通替代效应在碳减排过程中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强化了地方经济发展动机,进而削减了高铁开通的碳减排效果;环境目标约束加强了高铁开通的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助于高铁开通实现碳减排。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高铁开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我国高铁网络建设与实现“3060”双碳目标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国有经济效率、增长目标硬约束与货币政策超调

基于对中国特殊经济制度环境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分析,本文揭示了货币政策超调现象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高度依赖,通过改变国有投资比重引发经济效率变化,导致货币政策"投资结构效应"部分抵消了"投资总量效应",使政策当局在"求均衡"和"保增长"之间陷入两难困境。在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下,货币政策必然加大"投资总量效应"以抵补"投资结构效应"对政策效果的削弱,货币政策超调在所难免。消除货币政策超调,避免由于矫枉过正的反周期调控引发经济波动,必须纠正货币政策调控对国有经济渠道的过度依赖,注重经济效率变化对政策效果的反馈影响,适当淡化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突出结构优化和均衡发展在调控目标中的重要性。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原因剖析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约束资产扩张的内在机制,以致国家注资和资本市场增资均被过度扩张的资产所侵蚀。

中国省际能源尾效：测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探究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其空间效应,识别能源尾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测算中国省际1997—2016年各期能源尾效,分析其空间格局和集群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尾效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各省份普遍存在着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低)尾效与高(低)尾效省份之间呈现出相互聚集的特征;(2)全国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开放水平对尾效增长具有正向贡献,而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贡献;(3)区域实证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对尾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其余变量则在不同空间区域显示出不同的作用效果。

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

理解沿海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行为对于近海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7年中国48个沿海城市近海污染物浓度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数据,考察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相比未采用任何约束,施加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会导致无机氮浓度提高约0.020 mg/L,占无机氮浓度均值的比重约为7.17%。由沿海省级到市级经济增长目标的逐级加码幅度每提高1%,近海无机氮浓度将提高约0.007 mg/L,占无机氮浓度均值的比重约为2.51%。上述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和逐级加码均会加剧近海污染。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近海污染的影响会因财政压力以及官员晋升激励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面临高财政压力以及主政官员具有高晋升激励的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以及逐级加码对近海环境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

经济增长约束与资产泡沫演化

基于市场微观参与主体和基于货币/信用是研究资产泡沫演化的两大分析范式,但其并未对泡沫演化的源动力做出明确解答。鉴于此,本文从经济增长约束的周期性转变视角对资产泡沫演化动力机制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伴随经济周期性波动,融资约束、实体经济约束和需求约束交替放松与收紧,为资产泡沫的生成、膨胀和破灭提供其所必备的条件。资产泡沫本质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解除增长约束所产生的货币现象。制度差异使中国资产泡沫缘起具有其特殊性,但基于增长约束的分析框架亦可用于解释中国资产泡沫演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绿色效应——基于双重目标约束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空气质量,且在PM_(2.5)浓度越高的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通过提高环境关注度、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推动效率提升的机制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其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也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弱。在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下,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提升作用会加强,而环境目标约束的作用并不显著。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式新常态虽然形成于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但却不是也不应是低速增长状态,而是一种速度上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结构上从失衡增长向优化增长转变、方式上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长期稳定状态。在新常态下,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应突破发展过程中的分配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积累慢、企业融资成本高、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等约束,以切实提升自主创新和促进技术进步。应以国际多边合作为契机,促进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稳健发展;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良性扩大;以深化制度改革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制度的有效激励机制,以释放制度改革的巨大红利;以战略新兴产业为支撑,有效培育创新增长点和扩大就业吸纳空间。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基于双重目标约束视角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既是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之需,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之策,数字经济已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助推低碳转型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城市碳排放降低和全要素碳生产率提高,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能源效率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赋能城市低碳转型。深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约束对数字经济助推城市低碳转型的作用不同,其中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强化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削弱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碳“减排”和“增效”的作用;环境目标约束强化了政府环境监管行为,增强了数字经济的低碳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老工业基地城市低碳转型,但囿于对传统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对资源型城市的低碳治理作用尚不显著。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因何在

从1998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为防止经济过度衰退、确保社会稳定,我国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3年来发行了3600亿长期建设国债,1998—2000年财政赤字增长率连续突破50%,其中1999年高达89%。与此同时,尽管我国采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