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约礼”:朱熹的解读与王阳明的《博约说》

现代对于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解读,是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这最初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孔安国,朱熹《论语集注》亦采用这样的观点。然而,朱熹晚年却改变了观点,明确提出"博文约礼亦非二事",而王阳明讲"博文"与"约礼"体用一源,他们都强调将"博文"与"约礼"统为一体。此后,这种观点以"博约一贯"说或"博约合一"说而流行一时,直至清末民初。因此,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的解读,实际上是回到了朱熹之前的观点,故这需要作进一步的学术思想史考辨。

三代以下折衷于朱子——张履祥对《四书》的新诠及约礼之学

明末清初是《四书》学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在“由王返朱”思潮之中张履祥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他还在《四书》的诠释上对朱子学多有发明。他一生的治学以《四书》为核心,“祖述孔孟,宪章程朱”,将《论》《孟》《学》《庸》贯通“一辙”,其宗旨为“约礼”之学,《四书》其他道理如“视听言动”可谓“约礼”之“目”;《中庸》之义“须臾不可离也”,故“行准中庸”而强调须落实于“伦常日用”。就如何笃实践履而言,他对于《四书》的新诠,使其成为“朱子以后五百年来闻知之一人”以及入祀孔庙的儒家圣贤。

博文约礼 治学做人——试谈刘乃和先生的教育思想

刘乃和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研究她的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有重要意义。她"博我以文教治学""约我以礼教做人"的思想,是与她对当时的学科建设、时代需要、学生实际相结合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独特的关爱品质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给学生终生学会做人以持续的影响。

论以“弘毅”“约礼”建构高校思政实践资源的路径与价值

“弘毅”“约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品格、行为规范的写照。以儒家之“仁”为终极追求的传统士大夫,始终秉持宽广的心胸气象、保持远大的理想怀抱,披荆斩棘、刚毅果敢,将“弘毅”作为成“仁”的精神品格标准。“约礼”作为一种个体行为规范,与“博文”相辅相成,而成为“道”的外化。同时,“弘毅”“约礼”对当代高校建构思政实践资源具有重要启示,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本土化回归和内涵式发展。

六月十九话约礼

我的老家约礼，座落在歙县南乡大洲源洽河村一个半山腰上。几百年来，一到农历六月十九，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三分。

论王阳明礼学的特质及其精神

阳明学作为宋明理学的领衔者,其礼学思想同样有着丰富的内容及精神。阳明礼学秉承着"礼即理""礼根于心"和约礼与礼治的主要特质,分析这些特质,不仅是对阳明心学思想的进一步确认,同时也表明阳明学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大传统。阳明礼学深刻影响了其后明清思想和社会的诸多方面,通过对其精神和影响的分析,可以深化对于阳明心学思想的认识,从一个更为深广的面向来理解宋明理学。

涂布生产管理之博约思想

该作者以自己所从事的涂布行业中涉及到的生产管理的一些心得与博约思想、阳明心学相结合,提出了解决车间库存的一些心得体会。作者在开始接触生产管理时,将先“博文”后“约礼”的不合理性,调整为以产品为中心、以现场为中心,结合王阳明的论述,提出了解决车间库存的一些心得体会,指出“博约一体”对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礼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礼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论语约纂》初探

《论语约纂》一书为钱基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时编定的讲义。分析了《论语约纂》的篇章结构及内容特色,比较了钱基博在《礼记约纂》中对《礼记》为文之法的评述和在《论语约纂》中对《论语》文学性的点评,认为《论语约纂》中关于《论语》文学性的点评甚少,反映了钱基博的研究由文学性向经学内容的转变。

黄佐论稿

黄佐是明正德年间岭南著名的学者,他的思想理论主要得力于孔孟儒学,又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同时又在“博文”、“约礼”、“理气”、“心理”等方面修正了程朱,发展了理学,并纠正了王阳明心学之失.研究黄佐的思想理论,对了解明代的学术走向,理解理学的真义,尤其是“关学”的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陈文蔚、徐元杰和会朱陆的倾向

陈文蔚、徐元杰和会朱陆的倾向王伟民宋代儒学的发展，出现了朱陆学术的分流。这充分暴露出了儒学本身所隐含的矛盾。如：心与理、做人与做圣人、博文与约礼、成己与成物、格物与诚意等矛盾。这些矛盾的双方初看起来，似乎是相通的。但一经朱陆的争议，就发现它们远还没能...

王安石治贪“三步曲”及其启示

吏治问题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北宋时期,王安石提出了"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治贪"三步曲"。王安石的治贪"三步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即治贪须从经济、制度、法律三管齐下,加之以道德的修养,就可以达到标本兼治了。

孔子“思无邪”的误读

"思无邪"一语出自孔子,是孔子教学生以《诗经》修学应持的态度,在孔门弟子那里不存在理解上问题,中国古代学者如朱熹等人在理解上也没有大的分歧。它可以用孔子的另外一句话"克己复礼"来解释,二者都是孔子教学大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灵活运用与表述。但是在近现代学术上,却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是由于东西方治学之差异造成的,是在西方学术话语系统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误读。

江永《儀禮敘略》的輯佚與研究

江永爲汪基《儀禮約編》所撰的《儀禮敘略》,依十七篇目次而刊佈於各篇之首,意在提要勾玄,指示門徑。因其散佈在刻本之中,未成篇卷,不曾有人留意。今從《約編》中輯出,並加點校與紹介,可以由此窺見清代地域禮學發展的生態與特色,以及江永在乾嘉禮學研究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简论朱熹对古代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 ,同时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除了心性义理之学外 ,对于自然科学尤其对中医与养生学有较深的造诣 ,其对古代医典、经方、脉诊及用药之道均有独到的见解。朱熹对古代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 ,有以下三点 :①从疑经到创新 ,提出疑以求信的主张 ;②博文与约礼 ,强调博约互参、由博反约之法 ;③性与天道 ,显示出较高的理性思辩水平。这三点对后世医学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江永深衣考及其书写嬗变

江永精研礼学,善于考据。深衣考是其考据礼学的代表,成果汇集于《深衣考误》中。然而,江永考据深衣早在《礼书纲目》已经开始,《礼记约编》《四书典林》《乡党文择雅》《乡党图考》等书中均有不同书写。各书写作旨趣不同,纵贯其学术生涯三十余年。借同载深衣这一议题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梳理江永考证深衣的发展脉络,还可以再次审视江永学术及其在学术史中的定位。而复原江永深衣图样,不仅是理解其深衣考证发展的必经环节,也是礼学、服饰史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