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述评

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是他在欧洲许多理论大家的理论资源基础上,根据他自己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参与和体验,以及他对诸多大众文化文本的提炼、分析和解读而得出的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他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和文本理论,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大众文化文本,并分析了大众文本阅读的愉悦和快乐;他借用布迪厄“趣味差异”的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考察了不同于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大众审美趣味和快感、狂欢的审美体验;他在斯图尔特·霍的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电视文化理论和受众意义再生产的主张;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则为他的“文化抵抗”说提供了直接的理论灵感和理论资源。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权力、表征和实践——约翰·菲斯克的后期文化理论

围绕着社会控制和权力斗争,菲斯克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发展出一套大众抵抗和斗争文化理论,以理论化人民的力量,给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新的主体和动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希望。

互文性的电视和主体性的观众——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研究之二

约翰·菲斯克是当今西方有影响的传媒学者和大众文化理论家 ,他深受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 ,同时又能广泛吸收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 ,开创了电视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观众如何解读电视 ,观众在解读过程中怎样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 ,观众的角色和价值何在 ,这些都是菲斯克电视理论的旨趣所在。

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文本观

约翰.菲斯克认为,大众文本是在封闭与开放力量、读者与生产者、被偏好的意义同质性与解读异质性之间进行斗争的文本,它是一种"生产者式文本",过度性与浅白性是其主要特征。菲斯克的大众文化文本观建立在其大众观的基础上,突出大众具备积极、主动、充满抵抗精神的辨识力。菲斯克的大众文化文本观对于大众文化地位、积极作用的提升与挖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对大众文化进行客观公允的辩证分析,其主要不足在于他不加批判的研究立场引发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危机"。

析约翰·菲斯克的两种经济电视理论

约翰·菲斯克的电视研究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以《解读电视》和《电视文化》两本著作以及散见于各学术杂志上的论文为代表成果。菲斯克在自己的电视研究中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电视文本、电视观众以及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菲斯克非常推崇符号学方法,因为符号学特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特别是其对“意义”的基本认识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决定了他的电视研究对接收者(也即观众)的角色予以特别的关注。菲斯克通过对电视的双重经济流程的分析,发掘出电视观众创造意义和快感的价值之所在,彰显了大众文化潜在的进步力量,较好地解释了电视话语和人们对电视话语日常体验之间的复杂性问题。

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观

约翰.菲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是“有啥用啥”或“权且利用”的艺术。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观建立在其文化观、大众观的基础上,强调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紧密关系,突出大众具备积极、主动、充满抵抗精神的辨识力。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定义对于大众文化地位、积极作用的挖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对大众文化进行更全面合理、更客观公允、更辩证具体的分析。

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快感理论

约翰.菲斯克认为,作为大众文化内部驱动力量的快感可分生产的快感、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的快感,并对应躲避式、生产者式的两种快感运作方式,大众消费者从中进行意义生产、权力抵制。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快感理论与罗兰.巴特身体美学、米哈伊尔.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等思想有着丰富的渊源关系。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快感理论在积极意义、消极影响两方面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系。

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本解读

当下,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文化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多种意义和运用方式是文化设计者们没有预料到的。约翰·菲斯克的《解读大众文化》通过对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的快乐、麦当娜、摩天大楼等大众文化个案进行剖析,遵循"快感——权利——意义"的内在逻辑,揭示了这些文本表象和内在的双向意义,并发掘了大众文化蕴含的政治和社会动力。

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实践解读

约翰.菲斯克解读了购物广场、电子游戏的快乐、海滩等大众文化典型个案,呈现出双向循环、动态解读、范围宽广、重视细节等特征。菲斯克的大众文化个案解读遵循"快感—权力—意义"的内在逻辑,主要价值在于彰显了平民主义、体验主义的研究品格,提供了一套微观政治学的分析范本,具体不足是解读时"推己及人"的主观随意性,"新修正主义"立场引发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危机"。

视觉与权力:约翰·菲斯克的视觉文化理论

菲斯克把权力斗争理论运用于大众媒介如电视、监控摄像机、MTV等的分析,揭示这些视觉媒介中的权威意识形态的宰制性,发掘后现代状况下大众阅读的抵抗性权力。菲斯克分析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的社会矛盾的新形态,为西方社会的变革寻找革命主体,其视觉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政治实践意义。

约翰·菲斯克与伯明翰学派理论关系的批判性重访

关于菲斯克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关系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如果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可摆脱此种'一刀切'的二元思维,从而找到更为准确的判定方式。即菲斯克在理论初期曾短暂地归属于伯明翰学派,而在理论后期逐渐走向背离伯明翰学派根本精神的民粹主义泥淖,与学派分道扬镳。造成这一理论质变的原因与菲斯克个人旨趣的局限性、时代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研究本身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密切相关。

从欧洲理论到美国现实:再论菲斯克的文化理论

菲斯克吸收了欧洲理论,但其根据美国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的特点提出了新的权力和斗争理论。美国权力集团在公共文化领域排除多元的文化声音,而人民在商业文化领域与权力阶层做斗争。帝国权力组织了系统的知识话语方式实施控制,人民则以为我所用的态度发展自己的认知方式。菲斯克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是美国社会现实的产物,其乐观主义倾向具有诸多理论难点。

从口头文化角度分析《圆桌派》节目成功的原因

口头文化中的强参与性增强了节目效果的现场感和亲切感,以闲聊的微观文化特点凸显了节目话语的平民化视角,电视谈话节目中的知识性、接种、反驳、无序性以及叙事结构等又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和魅力。本文将用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中的口头文化理论来分析《圆桌派》成功的原因。

《我们的挑战》的文本解读及符号化对策

《了不起的挑战》以"挑战自我,明星也是老百姓;挑战自我,百姓也是大明星"为观念,通过体验和挑战,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传递着主流价值观。第二季的节目由江苏卫视接力央视播出,名字改为《我们的挑战》,节目形式仍延续第一季的模式。《我们的挑战》作为体验平凡人生、弘扬价值观的优秀节目,其节目价值以及内容占领了中国真人秀市场的高地。

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大众化呈现——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文化类综艺节目既要确立文化品位、引领价值导向,又要思考如何将文化内涵深入浅出地输出给大众,为节目赢得良好口碑。基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文化类综艺节目大众化的具体呈现路径包括两方面:一是节目制作者要秉持以大众为主的理念,在节目内容上唤醒大众的快感,开辟出符合当下生活的解读角度;二是要及时捕捉大众存在的多样需求,注重传播和营销策略,从而实现节目内容的再生产。

《锵锵三人行》节目成功原因分析

2017年9月11月,播出19年的《锵锵三人行》节目暂时停播,该节目自开播以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一直活跃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谈话类节目中,收视率也一直居于上游,在豆瓣同类节目评分中高达9.5分。《锵锵三人行》成功的原因,用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理论中的口头文化理论来分析,即口头文化的参与性增强节目效果的现场感和亲切感,凸显话语的平民化视角;谈话节目中的知识性、接种、反驳、无序性以及叙事结构的特别等增强节目的感染力。

费斯克的“文本生产力”与数字粉都:web2.0民主化与粉丝区隔

21世纪的西方数字粉都研究在沿袭费斯克粉丝生产力的同时整合了web2.0的生产民主化概念。其间最主要关于粉丝生产的矛盾冲突是:大众文化学者坚持web2.0的粉丝生产不需要专业技能,而精英文化学者认为需要恢复粉丝生产专业/业余的区隔。本文以"回到菲斯克"的方式借由区分不同的粉丝文化道德经济,重新厘清粉丝生产专业性和web2.0生产民主之间的关系,而并非简单认定这一关系存有逻辑矛盾或是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