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综论

本文对八部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先作简要介绍,再对其分类作初步探讨,并对其正统问题以及虾夷、琉球问题的处理作一简明概括,进而对中国、日本、朝鲜的纪传体史书略加比较,以见异同。

纪传中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和分析

基于本体的计算机语义分析方法可以有效的解决纪传中时间、人物、事件的提取分析问题。文章首先描述了时间和人物在纪传中的表述方式，然后基于本体对纪传研究领域内概念的描述，研究分析了如何构建纪传中时间和人物本体，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本体为纪传研究服务。理论和实验证明，基于本体的信息抽取相比其它方式能够获取更高的覆盖率和精确度。

唐纪传体国史修撰考略

通常所谓"国史",指的是官修本朝史.①其修撰当肇始于班固领衔草创的<东观汉记>.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朱政惠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关于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工作者颇多研究，一般都从历史背景、社会功能、技术手段等方面，剖析其所以产生和所以成为历代史家欢迎的原因。以《史记》为例，有论者谓：“这与当...

略论中国古代家庭小说的纪传形式

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家庭小说注重人物性格塑造,好以深细的笔法叙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力图通过主人公的传记生活来展现家庭的命运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该类型小说借鉴历史纪传体形式,巧妙灵活地运用合传、单传和类传等形式;传体诸形式之间的特定配置,建构了整个人物的组合系统,从而为深入细密地刻画人物性格创造了条件。小说所叙述的家庭历史走势也正是通过人物的纪传形式获得深入的显现。同时,家庭小说还充分吸收了编年形式进入纪传,并在"五体合一"的意义上灵活地运用了纪传形式,这就使家庭生活的审美幻象获得更高的逼真性。史学的纪传形式通过小说艺术的创造性转换,最终成为体现小说的历史意识和人物塑形意识相统一的重要形式因素。这对家庭小说类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今传《后汉书》作者非一人,注释于众手,在流传过程中时分时合,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种版本刊刻署名或有不妥,二是后人对各部分的撰人产生误解,三是历代学者对其分合过程聚讼纷纭。因此,有必要考察《后汉书》的版本及其内容分合情况,辨讹祛疑,以求其是,避免后人再度产生误解。

浅论“纪传体”和“传记文学”

纪传体和传记文学的联系是历史和文学深刻精神联系的表现。纪传体的创立是重人历史认识在史学体例上的凝结,传记文学的产生是重人审美趣味推动历史框架内叙事文学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都趋向于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史记》在纪传体例内取得了叙事文学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传记文学的成熟。

《史记》纪传体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以人为中心 ,引发了历史哲学的思维变革 ,历史记载从此完全从神的历史进入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描述各类人物 ,重要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各方面确立表率 ,确立标准 ,树立榜样。

《史记》纪传体中的求真

纪传体成为《史记》求真的重要途径。从篇目的设置、篇目的内部组织以至篇目之间的编次,都能发现司马迁求真的思想。他清楚事实之真和观念之真的区别,并主张二者相符。道德对于人生、历史的作用,是司马迁求真的重要内容。从《史记》纪传体来看,他既强调失德对命运的危害,又否定道德能为人生带来正面的回报。他认为,上古至三代的政权转移取决于帝王的道德臧否,而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对政权转移不起关键性的作用。

《汉书》纪传体的求真与求善

班固继承司马迁纪传体求真的方式,并开创以篇目之间呼应求真的先例。他意识到观念之真和事实之真的区别,却在所求之真中表现出史学双重性,在道德观方面,班固褒扬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道德,也揭露出道德对人生的负面影响。

《春秋》大义对宋代纪传史体的影响

《春秋》大义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重要议题,也是宋代史家修史的思想指导。宋儒所言的"正名"、"尊王"、"攘夷"及"正统"等《春秋》大义在体例和体裁两方面对宋代纪传史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理经验、宣传策略与宗教立场——试析《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的记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论刘知几《史通》纪传体的生成观念

刘知几及《史通》对纪传体分析是比较特殊的,这对于把握纪传体的生成来说很有启发意义。他将唐前史传文体分为"六家",并根据先秦史官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之分析,指出《春秋》《尚书》属于言事分立的产物,《左传》则属于言事相兼的产物,因此《左传》具有阐释《春秋》的作用。依据这些认识,他认为本纪相当于《春秋》,即采取编年的形式,通篇只叙述天子的事情,并且只采录大事,至于事件的详细过程则放在列传中叙述。世家叙述的对象是诸侯,由于诸侯的地位低于天子,故采用"世家"这个名称;不过在书写体例上世家与本纪没有明显差异,也采取编年的形式。整体上,本纪体式如《春秋》,列传则叙述大臣的言论行为,其体式如《左传》,列传从而具有解释本纪的功能。

唐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唐初史家继承南北朝史学的理论遗产,列纪传体为正史。其后,史家开始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这股思潮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合流,将史书的编年体裁与褒贬义例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皇甫湜提出只要能立褒贬以示惩劝,二体皆可为良史的主张,对北宋时期《新五代史》等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先秦“事语”文献看纪传体的生成

先秦“语”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次生态文体,从篇章“语”体来看,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从专书“语”体来看,又有国别体与语录体。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需引起注意:一是“事语”体的出现,二是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的生成,三是“语”体文献与编年体的结合,这些因素为纪传体的创制先行奠基。具体言之,《史记》本纪、世家效法《左传》《国语》,列传取法《国语》,而书则取法《尚书》;此后《汉书》本纪则主要取法《春秋》,同时也融入《尚书》之因素。这表明,《尚书》《国语》《左传》乃至《春秋》与司马迁创制纪传体有着重要关联。另一方面,“事语”是《尚书》《国语》《左传》生成的核心文献,而《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书诸体也蕴含丰富的“事语”文献,因此,“事语”文献成为纪传体生成的重要环节。

《周书》纪传疑年录

文章依钱大昕《疑年录》之体例,对《周书》本纪部分1人、列传部分34人生卒年月之讹误者给予订正。

略论文史四大家对纪传体的宏观概括

刘勰、刘知几、郑樵、赵翼四位文史大家对中国纪传体史书进行过宏观概括，但这些概括互有短长，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以得出新的更为准确的结论，推动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