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中的纪功现象研究——以供养人像中抱弓侍从为例

莫高窟第85、100、121、196、203、205、244、397、401、427、444、454窟,榆林窟第12、16、19、34窟,在甬道南、北壁或其他位置绘有索勋、曹议金以及李圣天等供养人像。这些供养人像身后绘抱弓箭的侍从。侍从所抱的弓箭应是由皇帝赏赐。供养人像身后绘制抱弓箭的侍从,其实是对供养人功绩的记述和彰显。抱有弓箭的侍从出现在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的供养人像中具有纪功的性质。

毌丘俭纪功碑文补遗——以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为中心考察

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一文,对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作了精深考证,为东北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本。从肃慎、沃沮、勿吉族形成发展的过程,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中的"肃慎南界"在魏晋时期与"北沃沮南界"相符;彼时之玄菟郡治已迁至今辽宁省抚顺劳动公园古城;"小辽水"为今"浑河",但"魏志之沸流水"当在今富尔江。从《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中所记慕容廆祖父木延事迹来看,在魏毌丘俭纪功碑文"威寇将军都亭侯"之后所缺的将领之名当为"木延"。

“六舞纵歌,礼乐传承”——试论西周纪功乐舞兴盛的原因

周代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社会舞蹈发展的最高峰,古代舞蹈的这一高峰,主要表现在它继承、集中了前代的乐舞,制定了完整的宫廷雅乐体系和乐舞教育制度,把乐舞的教化功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这时的乐舞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先贤、祖先和英雄的崇拜以及歌颂统治者功绩的纪功舞蹈上。它的兴盛在西周乃至今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舞蹈发展中起到了象征礼化的作用;推行政治性社会教化的仪礼化道路,纵贯千古被历代王朝所尊重。本文旨在对西周纪功舞蹈的昌盛原因做一个研究和讨论,并结合所研究出的结果,谈谈其对当代舞蹈发展的一点借鉴意义。

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与《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

发现于新疆哈密巴里坤县的东汉边塞纪功碑《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纪功刻石作为最早形成的碑刻类型之一,在东汉中期逐渐形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叙事载体。《任尚碑》的出现,标志着边塞纪功刻石突破封禅祭祀礼仪而向单纯的散文体叙事纪功碑转型。这一转型的背后,折射出三百年间汉匈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东汉皇权与外戚权力斗争白热化状态下官员的生存状态。此碑承载的历史信息不仅仅限于刻石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刻石纪功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复杂现实情境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由此而发生转型,更隐含着特殊的历史事实和深层的历史脉络。出土文物承载的文本信息,除文献学视角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政治史的视角以及在文献中做田野研究。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邈真像功能探微

归义军时期的邈真像,是反映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现实人物的写真画像,其绘制于莫高窟等佛教洞窟的原因有多种,或为功德庆贺、或为纪念亡人、或为礼行佛事。本文通过梳理节度使画像、高僧绘塑像、主室东壁门上的亡父母像、藏经洞出土绘画品下方的供养人像等邈真像的绘画意图,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探析不同群体的邈真像分别具有政治、祭祀、供养功能。

宗教信仰与中国传统舞蹈

在宗教的历史长河中,由原始宗教(自然信仰)流入后世宗教(人为信仰)的河床中时,人类的多神信仰开始向一神信仰收束,或是如来,或是安拉,或是上帝.提出"三大河系统"的德国神学家Hans Kung将前者视为"神秘宗教",后二者合为"先知宗教",而远东的第三大宗教源出中国,其中心形象是圣贤,这是一个"哲人宗教".圣贤形象并非一位超自然神,而是包括神教神家氏在内的一个似神而人的多神体系.

明代同仁保安堡建造时间考辨

保安堡为明代河州卫下辖的一座军事要塞,对于该堡的修造时间,学者们大都援引芈一之调查所得的一则口述材料,认为始于“万历二年”。与之结论相左,宋挺生根据对青海省同仁县出土明代王廷仪纪功碑铭的考证,认为介于“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间”,但后者的观点一直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保安堡的修建与万历十八年“洮河之役”后明朝对西海蒙古的整体战略有着密切关系。故此,本文通过钩稽、辨析文献,对相关问题再作探讨,以澄清异议,认为“万历二年”说值得商榷,“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说更为合理。

六代乐:“乐见其善”与“陈乐象德”

周初制礼作乐,集中整理了前代遗留的《云门大卷》《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加上新创作的《大武》,制定为"六代舞"(又称"六代乐")。"六代乐"除《大武》外,原是分散在各族之中的传统舞蹈,是各氏族的祭祀舞。作为"纪功乐舞","六代乐"纪录并歌颂了统治者的武功或文德。"六代乐"作为纪功乐舞的"乐见其善",也就是"所纪之功"。始有《云门大卷》所纪的涿鹿一战黄帝"为龙鸣"以御蚩尤;再有《大章》所纪帝尧"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尔后有《大韶》所纪帝舜自我"修教"而"服有苗";还有《大夏》所纪夏禹"降通漻水以导河";另有《大濩》所纪"商汤救旱";最后是《大武》所纪武王"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而"六代乐"之后,最具典范性的纪功乐舞便是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它是《大武》之"发扬蹈厉"精神的光大,形成了后世以乐舞"纪功德""颂圣明"的创制取向。

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探讨

2017年上半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四川眉州彭山区范围内的岷江河道江口段,出水200余枚西王赏功金银币,这是首次经过系统考古发掘证实了西王赏功币的存在,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提供了科学依据。本文通过对西王赏功币学术史的梳理,指出近七年来其经历了从被疯狂盗挖到科学发掘、从收藏热点到学术热点的转变。文中对江口遗址出水西王赏功金银币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西王赏功发掘品可能是未曾颁发过的金银币。部分出水金银币面上残存疑似火烧的痕迹,有可能为印证史籍所载清初杨展率兵火烧张献忠船队的记载提供实物资料。将这些西王赏功考古发掘品作为标准器,与一些传世品进行比较,对传世品的真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部分金银币给予肯定,对某些铜币提出了质疑。

突厥《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踏察记

公元7—10世纪,活跃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突厥人,曾在漠北竖起多座石碑以纪功铭业。这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毗伽可汗是后突厥汗国的第三任可汗,亦即第一任可汗骨咄禄之子、第二任可汗默啜之侄。他执政期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较为和睦,毗伽可汗遥尊玄宗为父,多次请求和亲通市;唐朝在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巴盟乌拉特中旗乌加河乡的库伦补隆村)